但中國人就應該因此憤怒嗎？我真覺得國人不必為此而憤怒。即使日本媒體有意尋找這類新聞，也完全大可不必。讓對方找碴，令自己提高，絕無任何不好。一個國家的政權，通常是在各種罵聲中學會如何「為人民服務」的，一個良好的社會公共空間，也通常是在各種陋習曝光之後，逐步走向完善的。
來過日本的國人，都對日本整潔乾淨的街道、彬彬有禮的國民、嚴謹自律的公共秩序……等等，表示過驚訝與讚歎。但我想說：大家所看到的現今日本社會的種種文明，並不是日本人天生的，而是這個民族在各種丟人現眼之後所收穫的結果。
喜歡日本文學的國人，想必讀過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三四郎》吧。這部寫於明治41年（1908年）的小說，描述了出身於九州的鄉村青年三四郎，從鄉下來到東京大都市之後所經歷的種種。在小說的第一章，有一段這樣的描寫：在從九州開往東京的列車上，吃完了一份盒飯的三四郎「把吃剩的空盒子用力向窗外拋去」—很不幸地，三四郎﹂迎風拋出去的白色飯盒蓋又隨風飄了回來」，並撞上了站在車窗前的鄰座姑娘的臉。
這種朝車窗外扔空飯盒的現象，在當今的日本社會是不可想像的。但百年前，它確實存在，並被日本文豪用筆寫進了小說裡。因此，當一群懷舊的日本老人，總在嘮叨著過去的日本如何如何好，日本人如何天生愛衛生、天生守規矩、天生講禮貌時，一位名叫大倉幸宏的日本70後作家，便挺身而出寫了一本書進行反駁，書名叫《據說當年確實好》（《「昔はよかった」と言うけれど》 新評論出版社）。大倉幸宏在書中以百年前的《読売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等新聞報導為依據，列舉了大量從大正時代（1912–1926）到昭和前期，也即二戰前日本的種種「非常識劣跡」，來說明當年的日本「其實沒有那麼好」：公園河川氾濫成災的垃圾、車站內爭先恐後不惜擠到頭破血流的乘客、各種專利和商標的盜用……還有摻入糖水的假葡萄酒、混入了貓肉狗肉的香腸、盜竊客人行李的搬運工，甚至連高檔西餐酒會上的刀叉，也會被人「帶」回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2013年出版的《據說當時確實好》（左）和一百多年的《三四郎》（右，圖為1948年文庫版），描寫的日本 都曾經不那麼「文明」過。）
百年前的日本人，只局限于榻榻米上的清潔習慣與生活禮儀，對於突如其來的西方樣式的公共空間，顯得無所適從。因此百年前的日本公知，就像今天的中國公知一樣，常常為日本人怎麼如此「缺乏公德心」而心生鬱悶。也因此，當中國遊客的不良陋習也被帶到日本時，儘管日本網路上會出現一些難聽的指責，但大部分日本人表現出了一種寬容，因為他們說「過去的日本也曾經類似」。更重要的，是同屬漢字圈文化的日本人，也同樣深信「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一點，文明的日本社會，就是最好的證明。
所以，我想：「倉廩實衣食足」起來了的中國人，面對海外媒體的曝光甚至「找碴」，完全不必要憤怒，更沒必要動不動就提升到國家民族的高度。讓他人找碴，令自己完善，這才是富起來的中國人需要擁有的自信。只要不是惡意的民族歧視，統統可以笑納。
而至於財大所以氣粗，有錢就是任性的，頂多也就是讓人知道「人傻錢多」罷了，仍不過是貧者心態。因為富有，所以謙卑，才是尊者的品質。
＊作者為旅日華人作家，出版有隨筆集《唐辛子in日本--有關教育、飲食和男女》、人物傳記《日本女人的愛情武士道》。（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賈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