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對於不能回家鄉過年的海外華人而言，是個相當寂寞的節。比如我：除了老老實實看書，做一隻安靜的「糖辣椒」以外，就是瞪圓雙眼，看著日本媒體報導中國遊客如何「買爆」「買斷」日本各大商場。驚訝著「祖國」來賓強大的購買力，然後用於餘音嫋嫋的自嘲體，感歎自己真是：「好寒磣~好寒磣~~好寒磣啊~~……」
不過，自嘲歸自嘲，（中）國人變得富裕起來，總歸是令人高興的。因為這對海外華人而言，絕非壞事。17年前我剛到日本，一位友善的日本老伯，總是問我：是不是來日本賺了錢，就回中國老家去蓋房子？因為他知道以日本的地價房價，中國人根本買不起。而現在日本人再也不會這麼問了。現在的日本人，正在心懷恐懼地看著有錢的中國人在日本「圈地」。 去年看到過日本林野廳的一個統計：僅2013年一年的時間，中國的個人與企業等，在日本全土就購置了194公頃的土地，相當於被稱為「東京巨蛋」的東京體育館40倍以上。
家裡有錢了，窮親戚也都感覺自己跟著闊了起來---從這類中國傳統思維邏輯來看，看到國人有了錢，我這樣的「窮親戚」，其實感覺也蠻有面子的。因為現在我外出購物只要說中文，日本人就會當我是「有錢人」。過去那種一看到中國人，日本人的漫畫腦袋就蹦出一個大大的「窮」字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日本的商家對於中國遊客的到來，也是滿懷欣喜的。他們不僅在商店裡張貼大紅喜報「歡度春節」，有些甚至還會在十月一日那天在店鋪內外貼滿「歡度國慶」的大紅招牌討好中國遊客。儘管愛國的日本右翼們對此深感憤怒，痛斥其為「賣國行徑」，但對於普通人而言，掙錢吃飯貌似比愛國重要。所以就算日本愛國右翼們上街遊行反對日本的「賣國商人」，但日本家家戶戶的大商場，依舊四處貼滿了「歡迎使用銀聯卡」的簡體中文。
（中國觀光客的購買力，讓東京店家心花怒放。騰訊大家網）
揣著「銀聯卡」的中國遊客浩浩蕩蕩地來了。日本人心花怒放地看著他們一擲千金地四處血拼，也同時無可奈何地承受著另一些額外的附加物：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大聲喧嘩、插隊、不守時、領著孩子當街如廁……日本媒體驚訝地將這些稱為「中國觀光客的豈有此『禮』」（中國人観光客の「とんでもマナー」）。
2月23號日本電視臺的早晨節目“Sukkiri”，播放了中國遊客乘坐大型巴士在日本繁華街的「爆買」購物畫面，其中甚至包括一段年輕的中國母親領著孩子在東京銀座某店鋪入口小便的錄影，當日本記者上前阻止時，年輕母親揚了揚手中的塑膠袋，表示沒有弄髒地面。
（去年，中國小孩在香港當眾便溺引發熱議；今年開春，又有中國小孩在東京街頭小便。網路圖片）
這段錄影被翻拍下來轉發到了微博等中文網路，引來大批國人網路圍觀。許多人譴責這種做法「很丟中國人的臉」，認為出門在外，理所當然應該遵守公共禮儀。但也有不少人為這種行為辯護，說：人有三急，何況孩子？而且那位中國母親已經準備了塑膠袋，夠文明的了！應該看到進步。
除此以外，還有一些人則提出質疑，說：
「記者什麼時候不好出現，偏偏在孩子一泡尿的時候及時出現了？」
「日本記者蹲點等中國小孩撒尿，等了一年終於等到了！」
「日本醉漢不也深夜街頭小便嗎？為什麼見到中國人就小題大作？」
就連我認識的一位國內的媒體朋友，這次也對日本媒體曝光此事表示反感，說「我對喜歡挑撥仇恨上綱上線的媒體非常反感，不管來自哪個國家。」
國人對於此事的種種反應，令人再次思考一個問題：富裕起來的中國人，需要什麼樣的自信？
「孩子當然不可以當街大小便」---這應該是一個根本無須討論的基本常識。因為這不僅僅是為了保護公共環境，更重要的是對孩子自尊心與隱私權的愛護。孩子雖然年幼，但人格與成人平等，不當眾如廁，是對於孩子自體的尊重，是對孩子貴己意識的保護。這些絕非小事，而是從小開始通過對於公共空間秩序的遵守與自律能力的完善，來實現良好公民意識的大事。貴己意識讓孩子從小懂得自尊自愛，而這正是未來良好公民社會的基礎與前提。
但為什麼如此常識的問題，也會引來國人激烈的爭論，甚至還有人會為之辯護呢？細細想來，有一部分人的確缺乏常識，但更多的人，想必是自尊心作怪。尤其當對方是日本的時候，國人的自尊心會變得特別敏感，甚至很快就能上升到國家民族的高度。儘管當年中國是戰勝國，日本是敗戰國，但這並不能擺脫中國人作為受害者的陰影。
因此，雖然現在中國GDP都超過了日本世界第二，並且中國人成為全世界的購物主力軍，但國人的錢包在變得厚實時，自信心卻依舊薄弱。這一點，表現在國人各種過於敏感的神經上——在國內，國人可以忍受服務行業的各種怠慢，但一旦到了海外、尤其到了日本，服務若稍有不周，便馬上可以心生憤怒，馬上可以聯想到「歧視中國人」，接下來，國恨家仇、歷史民族、大是大非……種種情緒全來了。因此，當這次中國孩子在銀座街頭小便遭遇曝光時，有一部分國人甚至質疑這是日本媒體自編自導的鬧劇，目的就是為了醜化中國人。
對於這樣的質疑，不得不說國人真是想得太多了。中國人如何，全世界都在看，無須刻意美化，也無須故意醜化。倒是「日本記者蹲點等中國小孩撒尿」這一質疑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這算得上媒體抓新聞的一貫手法。問題在於：日本記者沒有白蹲，還真讓他們給逮著了，並曝光了。
但中國人就應該因此憤怒嗎？我真覺得國人不必為此而憤怒。即使日本媒體有意尋找這類新聞，也完全大可不必。讓對方找碴，令自己提高，絕無任何不好。一個國家的政權，通常是在各種罵聲中學會如何「為人民服務」的，一個良好的社會公共空間，也通常是在各種陋習曝光之後，逐步走向完善的。
來過日本的國人，都對日本整潔乾淨的街道、彬彬有禮的國民、嚴謹自律的公共秩序……等等，表示過驚訝與讚歎。但我想說：大家所看到的現今日本社會的種種文明，並不是日本人天生的，而是這個民族在各種丟人現眼之後所收穫的結果。
喜歡日本文學的國人，想必讀過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三四郎》吧。這部寫於明治41年（1908年）的小說，描述了出身於九州的鄉村青年三四郎，從鄉下來到東京大都市之後所經歷的種種。在小說的第一章，有一段這樣的描寫：在從九州開往東京的列車上，吃完了一份盒飯的三四郎「把吃剩的空盒子用力向窗外拋去」—很不幸地，三四郎﹂迎風拋出去的白色飯盒蓋又隨風飄了回來」，並撞上了站在車窗前的鄰座姑娘的臉。
這種朝車窗外扔空飯盒的現象，在當今的日本社會是不可想像的。但百年前，它確實存在，並被日本文豪用筆寫進了小說裡。因此，當一群懷舊的日本老人，總在嘮叨著過去的日本如何如何好，日本人如何天生愛衛生、天生守規矩、天生講禮貌時，一位名叫大倉幸宏的日本70後作家，便挺身而出寫了一本書進行反駁，書名叫《據說當年確實好》（《「昔はよかった」と言うけれど》 新評論出版社）。大倉幸宏在書中以百年前的《読売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等新聞報導為依據，列舉了大量從大正時代（1912–1926）到昭和前期，也即二戰前日本的種種「非常識劣跡」，來說明當年的日本「其實沒有那麼好」：公園河川氾濫成災的垃圾、車站內爭先恐後不惜擠到頭破血流的乘客、各種專利和商標的盜用……還有摻入糖水的假葡萄酒、混入了貓肉狗肉的香腸、盜竊客人行李的搬運工，甚至連高檔西餐酒會上的刀叉，也會被人「帶」回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2013年出版的《據說當時確實好》（左）和一百多年的《三四郎》（右，圖為1948年文庫版），描寫的日本 都曾經不那麼「文明」過。）
百年前的日本人，只局限于榻榻米上的清潔習慣與生活禮儀，對於突如其來的西方樣式的公共空間，顯得無所適從。因此百年前的日本公知，就像今天的中國公知一樣，常常為日本人怎麼如此「缺乏公德心」而心生鬱悶。也因此，當中國遊客的不良陋習也被帶到日本時，儘管日本網路上會出現一些難聽的指責，但大部分日本人表現出了一種寬容，因為他們說「過去的日本也曾經類似」。更重要的，是同屬漢字圈文化的日本人，也同樣深信「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一點，文明的日本社會，就是最好的證明。
所以，我想：「倉廩實衣食足」起來了的中國人，面對海外媒體的曝光甚至「找碴」，完全不必要憤怒，更沒必要動不動就提升到國家民族的高度。讓他人找碴，令自己完善，這才是富起來的中國人需要擁有的自信。只要不是惡意的民族歧視，統統可以笑納。
而至於財大所以氣粗，有錢就是任性的，頂多也就是讓人知道「人傻錢多」罷了，仍不過是貧者心態。因為富有，所以謙卑，才是尊者的品質。
＊作者為旅日華人作家，出版有隨筆集《唐辛子in日本--有關教育、飲食和男女》、人物傳記《日本女人的愛情武士道》。（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賈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