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的這種結構成為了阻礙疫情期間普及居家辦公模式的桎梏，容易導致疫情擴散的「出勤坐班」方式仍在沿用，而且符合工作方式改革方向的彈性工作方式也沒有得到推廣和落地生根。要想打開局面，利用數位化和ICT自不待言，還需要通過採用人工智慧（AI）和「物聯網（IoT）」等新技術和進一步普及機器人，逐漸改變業務特性本身。
恢復力差距的擴大
居家辦公模式在日本的普及和落地生根具有局部性的這種現象，意味著能夠以靈活、健康方式工作的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之間會產生工作方式上的差距。事實上，在《日本家庭開支固定樣本調查》中，對各個收入階層2020年2月至2021年4月期間居家辦公實施率的變化情況進行比較後的結果顯示，前20%的高收入群體的實施率從7%大幅上升到了31%，而後20%的低收入群體僅從6%上升到了8%。
在長時間勞動問題得到糾正的程度方面也出現了同樣的傾向，越是高收入群體，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長時間勞動者占比減少幅度越大。另外，高收入群體學習技能等的學習時間翻了一倍，而中低收入群體的學習時間並沒有變化。
這種變化可以解釋為在針對外部衝擊的恢復力（resilience）方面已經產生了差距。比如，採用居家辦公或非長時間勞動的工作方式，即使發生了疫情擴散、災害、療養長照等生活事件，也可以繼續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就是提高恢復力。保證了學習時間，意味著在瞬息萬變的技術革新中需要的技能發生變化時也能很好地適應。可以說，疫情引發的變化，可能在新的恢復力方面導致差距進一步擴大，有必要加以關注。
這種差距比傳統意義上的收入差距更難把握，即使掌握了這方面的情況，能夠促使其得到糾正的政策干預手段也並不多。由於不可能採取收入再分配那種由政府強力縮小差距的政策，所以勞動者個體和企業主動改革工作方式等微觀層面的自主努力或許就更加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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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山本勳，慶應義塾大學商學系教授、慶應義塾大學經濟研究所固定樣本資料設計與分析中心主任。1993年畢業於慶應大學商學系，1995年慶應大學研究所商學研究科碩士課程結業。同年進入日本銀行，後擔任日本銀行金融研究所規劃師。2007年任慶應大學商學系副教授，2014年起任現職。2003年布朗大學研究所經濟學研究科博士課程結業，經濟學博士。
責任編輯/周岐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