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的英文課長怎樣?張張老照片帶你回到過去,以前的寶島學生用功絕不輸現代!

2018-01-24 11:16

? 人氣

現代的家長早在小孩三、四歲時,就送去私立雙語幼兒園,書店英文書專區永遠聽得見年輕媽媽抑揚頓挫講英文故事,街上也常擦身飛過親子英語對話。台灣甚至有把英語立為第二國家語言的念頭。

究竟甚麼時候台灣人開始學英語?

日治以前,1887年,台灣巡撫劉銘傳在大稻埕設西學堂,甄選二十幾名學生,除上傳統國學,也修讀算術、測繪、理化等西方學問,英文、法文更是必修。其中,由英國人轄治臣(Hating)教授英文。

繼任的巡撫邵友濂卻一上任半年,就撤廢了西學堂。近五年生命的西學堂總共培養64人。這批學生多少台籍?後來如何發展?所學英文如何運用?目前不得而知,似乎未延續到日本統治的時代。

台灣歸為日本領土當時,日本已西化四分之一世紀,普遍知道英語重要性。德川幕府自1630年代鎖國,只跟荷蘭人一種外國人接觸,直到1854年開國,兩百多年來只知讀荷蘭文,所謂「蘭學」,獨枝興盛。但兩百多年間,國際局勢洗牌,西班牙和葡萄牙、荷蘭等國家逐漸沒落,英、美代之而起,十九世紀,英語已成為國際最重要的語言。

日本近代化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日鈔一萬圓上的肖像人物)原學荷蘭文,1859年到外商群集的橫濱,就發現荷語根本行不通,大家都說英文。福澤諭吉是鼓吹西化的號角,連他都捨蘭學,決心改學英語,對日本社會的標竿作用不言可喻。

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自然同受其主流觀念影響。日治初期,報紙上不斷出現函授英語、通信講學的廣告。1901年元月,報紙也出現大稻埕「稻江義塾」的廣告,教授三科,除土語科和讀書科外,就是英語科了。

(圖/作者提供)
1901年報上的教授英語廣告。(圖/麥田出版提供)

台南的「長老教會中學」(長榮中學前身)的校長余饒理(George  Ede)在日治第二年也有報告指出,「很多到臺灣的日本人,多少懂一些英文,我們的青年沒有理由比他們差。我已開始替中學幾位高年級的學生上英文課。」余校長選聖經的馬可福音作教本。

基督教和英語的連結,讓敏感的西班牙籍天主教神父倍感壓力。1906年,一位台北大稻埕的神父在教務報告中說,「受日本人影響的本地人也一樣,遇見外國人,第一句話就是問:『你會說英語嗎?』這位神父建議教會,選派到台灣的神父除了會說中國語,最好也會英文或法文,尤其是英文,因為英文已漸漸成為國際性語言了。」

在正規的學校系統裡,台灣人要應付的「外語」,還是日語。公學校(小學)跟戰後五十年一樣,沒有英語課程。小學生每日背天皇的「教育敕語」很拚命,但不知ABC為何物。中學校開始,就有英語課了。依1907年頒布的府令「總督府中學校規則」,第一年每週有九小時英文課,第二年到第六年也有七小時。全台最好的中學「臺北高等學校」和臺北一女中,還聘有外籍的英文教師。

(圖/作者提供)
1902年,用羅馬字拼福佬話的繪本。(圖/麥田出版提供)

彭明敏(1923年生,前總統府資政)在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中說,他就讀高雄中學,「完成五年的英文教育,雖然講英文的能力不完美,閱讀英文的能力則相當高。」這或許正是已修完臺中一中四年級課程的謝東閔(1908年生,前副總統)陷入窘境的原因。

在回憶錄《歸返》書中,他談到十七歲去上海,想藉由幫英美人士的家庭割草打掃,學習英語;「我們想向他們找工作,必須說明意願,說意願必須講英語。我的英語比曹貫世好些,但真正面對洋人時, 實在派不上用場。於是決定寫英文信,以便遇到機會時遞給對方。」

有天早上,終於有位洋人見他們在庭園門口徘徊而下樓來問,謝東閔說,他膽怯想退,但洋人已站在面前,退無可退,就鼓起勇氣講英語,很不幸,「他聽不懂」。

謝東閔的英語經驗令人會心一笑;即便情境略有差異,但說不出英語或說出讓英語系人士一頭霧水的經驗,顯然台灣兩、三代人都差不多。

日治時,文官的高考雖然要考外語,由英、德、法語三選一,但未特別獨尊英文。一九一九年以前,位屬台灣高等學府的商業學校,為配合日本在華南及東南亞的經濟需要,設有中文、馬來語和荷蘭語,英語也未受特別重視。另一高等學府總督府醫學校也沒有英語課。

(圖/作者提供)
日本重視東南亞的商業利益,馬來語也是重要外文。(圖/麥田出版提供)

畢業於醫學校、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1893年生)在其回憶錄說,他學多種外語,都是自修或向個別老師求教,「沒有在學校正式聽過講義」、「當時除了日本文以外,沒有外國語課程。」

杜聰明學英文的歷程多與基督教會有關係。他留學美國前,曾到馬偕醫院外國人宣教師宿舍,追隨一位牧師太太,有時還特意到廚房上課,避免有客人打擾。他也曾在台北艋舺禮拜堂跟柯維思學英語會話。柯維思是開創北部基督教傳道的加拿大籍牧師馬偕的台籍女婿。

教會學校是早期學習英語的重鎮。部分早期與教會有接觸的台灣人,經由和傳教人員交換教學,各取所需,而學會英語。汪培英(1878年生)牧師就是如此學會英文。之後他在基督教長榮中學教英文,教出台灣第一位拿到美國哲學博士的林茂生。

基督教在淡水開辦教會女學校,有加拿大籍老師,多繳學費就可以跟他們學英語。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1896年生)是全班二十四人中唯一堅持學英文的一位。蔡阿信回顧人生時不斷強調,堅持學英文對她一生影響很大。

不過,不是每個早期能學英語的台灣人,都從學習中得到成就與滿足。《中縣口述歷史第三輯》裡,施璇璣(一九○五年生,畢業於東京女子醫學校)表示,她就讀於英國人辦的淡水高等女子學校時,覺得學校「對語言也有相當的歧視」。假如想外出上街,必須用英文,很禮貌地請求:「請您讓我到街上,好嗎?我將非常感激您!」如果用台語,絕對無法獲准。

(圖/作者提供)
報紙偶爾出現的英文報導。(圖/麥田出版提供)

日治整整五十年間,留美人數不過六十上下,留學英、德、法等歐洲國家也大約三十人而已。理論上,扣除一部分年輕富家子弟人被直接送往香港、福州或上海的外國人辦的學校之外,有需要深造英語的人口少得有限。

台灣早有人認識英語的重要性與未來性,但日治時代,除了教會有關人士,多半僅限上層階級家族和子弟能夠在課外接觸英語。1920年代初期就會請外籍英語家教到府的,也只有像台灣名列前茅的富族鹿港辜家。

1917年生的前台泥董事長辜振甫學齡前,已經從英國老師學了三、四年英語。辜振甫還深深記得,他曾指淡水河邊的夕陽是red(紅色),但英籍老師馬上修正為crimson(暗紅色)。這種深刻印象恐怕是八十年前不出一二人的稀有童年經驗。

英語曾是少數富豪菁英才會接觸的語言,當時大概料想不到今天,竟然幾乎每一位台灣父母都恨不得從三歲小娃嘴裡挖出ABC來。

作者介紹|陳柔縉

1964年出生於台灣雲林縣,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曾任聯合報政治組、新新聞周刊資深記者,現為知名專欄作家。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麥田出版《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
責任編輯/鐘敏瑜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

你可能也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