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家長早在小孩三、四歲時，就送去私立雙語幼兒園，書店英文書專區永遠聽得見年輕媽媽抑揚頓挫講英文故事，街上也常擦身飛過親子英語對話。台灣甚至有把英語立為第二國家語言的念頭。
究竟甚麼時候台灣人開始學英語？
日治以前，1887年，台灣巡撫劉銘傳在大稻埕設西學堂，甄選二十幾名學生，除上傳統國學，也修讀算術、測繪、理化等西方學問，英文、法文更是必修。其中，由英國人轄治臣（Hating）教授英文。
繼任的巡撫邵友濂卻一上任半年，就撤廢了西學堂。近五年生命的西學堂總共培養64人。這批學生多少台籍？後來如何發展？所學英文如何運用？目前不得而知，似乎未延續到日本統治的時代。
台灣歸為日本領土當時，日本已西化四分之一世紀，普遍知道英語重要性。德川幕府自1630年代鎖國，只跟荷蘭人一種外國人接觸，直到1854年開國，兩百多年來只知讀荷蘭文，所謂「蘭學」，獨枝興盛。但兩百多年間，國際局勢洗牌，西班牙和葡萄牙、荷蘭等國家逐漸沒落，英、美代之而起，十九世紀，英語已成為國際最重要的語言。
日本近代化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日鈔一萬圓上的肖像人物）原學荷蘭文，1859年到外商群集的橫濱，就發現荷語根本行不通，大家都說英文。福澤諭吉是鼓吹西化的號角，連他都捨蘭學，決心改學英語，對日本社會的標竿作用不言可喻。
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自然同受其主流觀念影響。日治初期，報紙上不斷出現函授英語、通信講學的廣告。1901年元月，報紙也出現大稻埕「稻江義塾」的廣告，教授三科，除土語科和讀書科外，就是英語科了。
台南的「長老教會中學」（長榮中學前身）的校長余饒理（George Ede）在日治第二年也有報告指出，「很多到臺灣的日本人，多少懂一些英文，我們的青年沒有理由比他們差。我已開始替中學幾位高年級的學生上英文課。」余校長選聖經的馬可福音作教本。
基督教和英語的連結，讓敏感的西班牙籍天主教神父倍感壓力。1906年，一位台北大稻埕的神父在教務報告中說，「受日本人影響的本地人也一樣，遇見外國人，第一句話就是問：『你會說英語嗎？』這位神父建議教會，選派到台灣的神父除了會說中國語，最好也會英文或法文，尤其是英文，因為英文已漸漸成為國際性語言了。」
在正規的學校系統裡，台灣人要應付的「外語」，還是日語。公學校（小學）跟戰後五十年一樣，沒有英語課程。小學生每日背天皇的「教育敕語」很拚命，但不知ABC為何物。中學校開始，就有英語課了。依1907年頒布的府令「總督府中學校規則」，第一年每週有九小時英文課，第二年到第六年也有七小時。全台最好的中學「臺北高等學校」和臺北一女中，還聘有外籍的英文教師。
彭明敏（1923年生，前總統府資政）在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中說，他就讀高雄中學，「完成五年的英文教育，雖然講英文的能力不完美，閱讀英文的能力則相當高。」這或許正是已修完臺中一中四年級課程的謝東閔（1908年生，前副總統）陷入窘境的原因。
在回憶錄《歸返》書中，他談到十七歲去上海，想藉由幫英美人士的家庭割草打掃，學習英語；「我們想向他們找工作，必須說明意願，說意願必須講英語。我的英語比曹貫世好些，但真正面對洋人時， 實在派不上用場。於是決定寫英文信，以便遇到機會時遞給對方。」
有天早上，終於有位洋人見他們在庭園門口徘徊而下樓來問，謝東閔說，他膽怯想退，但洋人已站在面前，退無可退，就鼓起勇氣講英語，很不幸，「他聽不懂」。
謝東閔的英語經驗令人會心一笑；即便情境略有差異，但說不出英語或說出讓英語系人士一頭霧水的經驗，顯然台灣兩、三代人都差不多。
日治時，文官的高考雖然要考外語，由英、德、法語三選一，但未特別獨尊英文。一九一九年以前，位屬台灣高等學府的商業學校，為配合日本在華南及東南亞的經濟需要，設有中文、馬來語和荷蘭語，英語也未受特別重視。另一高等學府總督府醫學校也沒有英語課。
畢業於醫學校、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1893年生）在其回憶錄說，他學多種外語，都是自修或向個別老師求教，「沒有在學校正式聽過講義」、「當時除了日本文以外，沒有外國語課程。」
杜聰明學英文的歷程多與基督教會有關係。他留學美國前，曾到馬偕醫院外國人宣教師宿舍，追隨一位牧師太太，有時還特意到廚房上課，避免有客人打擾。他也曾在台北艋舺禮拜堂跟柯維思學英語會話。柯維思是開創北部基督教傳道的加拿大籍牧師馬偕的台籍女婿。
教會學校是早期學習英語的重鎮。部分早期與教會有接觸的台灣人，經由和傳教人員交換教學，各取所需，而學會英語。汪培英（1878年生）牧師就是如此學會英文。之後他在基督教長榮中學教英文，教出台灣第一位拿到美國哲學博士的林茂生。
基督教在淡水開辦教會女學校，有加拿大籍老師，多繳學費就可以跟他們學英語。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1896年生）是全班二十四人中唯一堅持學英文的一位。蔡阿信回顧人生時不斷強調，堅持學英文對她一生影響很大。
不過，不是每個早期能學英語的台灣人，都從學習中得到成就與滿足。《中縣口述歷史第三輯》裡，施璇璣（一九○五年生，畢業於東京女子醫學校）表示，她就讀於英國人辦的淡水高等女子學校時，覺得學校「對語言也有相當的歧視」。假如想外出上街，必須用英文，很禮貌地請求：「請您讓我到街上，好嗎？我將非常感激您！」如果用台語，絕對無法獲准。
日治整整五十年間，留美人數不過六十上下，留學英、德、法等歐洲國家也大約三十人而已。理論上，扣除一部分年輕富家子弟人被直接送往香港、福州或上海的外國人辦的學校之外，有需要深造英語的人口少得有限。
台灣早有人認識英語的重要性與未來性，但日治時代，除了教會有關人士，多半僅限上層階級家族和子弟能夠在課外接觸英語。1920年代初期就會請外籍英語家教到府的，也只有像台灣名列前茅的富族鹿港辜家。
1917年生的前台泥董事長辜振甫學齡前，已經從英國老師學了三、四年英語。辜振甫還深深記得，他曾指淡水河邊的夕陽是red（紅色），但英籍老師馬上修正為crimson（暗紅色）。這種深刻印象恐怕是八十年前不出一二人的稀有童年經驗。
英語曾是少數富豪菁英才會接觸的語言，當時大概料想不到今天，竟然幾乎每一位台灣父母都恨不得從三歲小娃嘴裡挖出ABC來。
作者介紹｜陳柔縉
1964年出生於台灣雲林縣，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曾任聯合報政治組、新新聞周刊資深記者，現為知名專欄作家。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麥田出版《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
責任編輯/鐘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