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的英文課長怎樣?張張老照片帶你回到過去,以前的寶島學生用功絕不輸現代!

2018-01-24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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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作者提供)
1902年,用羅馬字拼福佬話的繪本。(圖/麥田出版提供)

彭明敏(1923年生,前總統府資政)在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中說,他就讀高雄中學,「完成五年的英文教育,雖然講英文的能力不完美,閱讀英文的能力則相當高。」這或許正是已修完臺中一中四年級課程的謝東閔(1908年生,前副總統)陷入窘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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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憶錄《歸返》書中,他談到十七歲去上海,想藉由幫英美人士的家庭割草打掃,學習英語;「我們想向他們找工作,必須說明意願,說意願必須講英語。我的英語比曹貫世好些,但真正面對洋人時, 實在派不上用場。於是決定寫英文信,以便遇到機會時遞給對方。」

有天早上,終於有位洋人見他們在庭園門口徘徊而下樓來問,謝東閔說,他膽怯想退,但洋人已站在面前,退無可退,就鼓起勇氣講英語,很不幸,「他聽不懂」。

謝東閔的英語經驗令人會心一笑;即便情境略有差異,但說不出英語或說出讓英語系人士一頭霧水的經驗,顯然台灣兩、三代人都差不多。

日治時,文官的高考雖然要考外語,由英、德、法語三選一,但未特別獨尊英文。一九一九年以前,位屬台灣高等學府的商業學校,為配合日本在華南及東南亞的經濟需要,設有中文、馬來語和荷蘭語,英語也未受特別重視。另一高等學府總督府醫學校也沒有英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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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重視東南亞的商業利益,馬來語也是重要外文。(圖/麥田出版提供)

畢業於醫學校、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1893年生)在其回憶錄說,他學多種外語,都是自修或向個別老師求教,「沒有在學校正式聽過講義」、「當時除了日本文以外,沒有外國語課程。」

杜聰明學英文的歷程多與基督教會有關係。他留學美國前,曾到馬偕醫院外國人宣教師宿舍,追隨一位牧師太太,有時還特意到廚房上課,避免有客人打擾。他也曾在台北艋舺禮拜堂跟柯維思學英語會話。柯維思是開創北部基督教傳道的加拿大籍牧師馬偕的台籍女婿。

教會學校是早期學習英語的重鎮。部分早期與教會有接觸的台灣人,經由和傳教人員交換教學,各取所需,而學會英語。汪培英(1878年生)牧師就是如此學會英文。之後他在基督教長榮中學教英文,教出台灣第一位拿到美國哲學博士的林茂生。

基督教在淡水開辦教會女學校,有加拿大籍老師,多繳學費就可以跟他們學英語。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1896年生)是全班二十四人中唯一堅持學英文的一位。蔡阿信回顧人生時不斷強調,堅持學英文對她一生影響很大。

不過,不是每個早期能學英語的台灣人,都從學習中得到成就與滿足。《中縣口述歷史第三輯》裡,施璇璣(一九○五年生,畢業於東京女子醫學校)表示,她就讀於英國人辦的淡水高等女子學校時,覺得學校「對語言也有相當的歧視」。假如想外出上街,必須用英文,很禮貌地請求:「請您讓我到街上,好嗎?我將非常感激您!」如果用台語,絕對無法獲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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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偶爾出現的英文報導。(圖/麥田出版提供)

日治整整五十年間,留美人數不過六十上下,留學英、德、法等歐洲國家也大約三十人而已。理論上,扣除一部分年輕富家子弟人被直接送往香港、福州或上海的外國人辦的學校之外,有需要深造英語的人口少得有限。

台灣早有人認識英語的重要性與未來性,但日治時代,除了教會有關人士,多半僅限上層階級家族和子弟能夠在課外接觸英語。1920年代初期就會請外籍英語家教到府的,也只有像台灣名列前茅的富族鹿港辜家。

1917年生的前台泥董事長辜振甫學齡前,已經從英國老師學了三、四年英語。辜振甫還深深記得,他曾指淡水河邊的夕陽是red(紅色),但英籍老師馬上修正為crimson(暗紅色)。這種深刻印象恐怕是八十年前不出一二人的稀有童年經驗。

英語曾是少數富豪菁英才會接觸的語言,當時大概料想不到今天,竟然幾乎每一位台灣父母都恨不得從三歲小娃嘴裡挖出ABC來。

作者介紹|陳柔縉

1964年出生於台灣雲林縣,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曾任聯合報政治組、新新聞周刊資深記者,現為知名專欄作家。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麥田出版《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
責任編輯/鐘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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