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8月的一場記者會上曾表示，對於如何打擊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以及要如何避免在中東發生一場大災難，「我們還沒有策略」，但會盡快和舊敵人、新朋友重組，創造同盟陣線。
向來被視為足智多謀的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今年已91歲高齡，他的新書《世界秩序：國家特性反思與歷史軌跡》（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９月出版，有別以往的著作，季辛吉的新書並非旨在推動特定的政策，而是在描繪了全球2000年以來的外貌與型態，並反映未來50年可能的發展方向。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已高齡91歲。（美聯社）
四個秩序
這本書中所探討的世界秩序涵蓋了印度、歐洲、中國和中東，這四個地區的「秩序觀點」最吸引他的目光，歐洲主權國家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提倡國家平等地位、各國間互相不加以干涉；伊斯蘭體系則以民族、教眾為基礎；而中國體系則是以傳統中央帝國為權力中心的思想構成；最後是美國的秩序，在1920年代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提出的威爾遜主義（美國登上世界舞台帶領民主戰鬥）後，美國終於有了支配全球的能耐，但現在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
杭廷頓文明衝突論
這聽起來和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發表的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azations）有點相似，但事實上更靠近梅特涅體系的外交實用主義（Metternichian pragmatism），或是薩伊德（Edward Said）對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評論。
季辛吉表示，他曾經跟中國前總理周恩來說，「中國看起來相當神秘」，但周恩來卻並不這認為，周恩來對季辛吉說，文化觀點可以形塑整體社會的世界觀，同時，對於一個政權集中的秩序模型而言，文化並非是無法攻破的阻礙。如此一來，更證明這是一本反杭廷頓觀點的書，因為它強調的是文明的接合，而不是聲稱文明衝突是無可避免的。
福山歷史終結論
同時，這本書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人類歷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走向終結，冷戰結束後，以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為尊，是資本陣營的勝利）也是分歧的，季辛吉以兩句話來反駁那些批評他無處不用現實主義的人：「理想主義者不能壟斷所有道德價值，現實主義者也必須認知到理想是現實的一部分。」
東亞地區與美國關係
季辛吉在書中汲取了大量的歷史先例，藉以與現代的議題進行對比，不意外的，季辛吉花了許多心思探討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記錄中國身在亞洲中心，甚至佔有東亞地區重要的歷史性角色。
對比東亞和美國，是一個「概念性」與「務實性」的差距，前者擁有長期進行邊境戰爭不斷形塑出的歷史，近年來，這些歷史背景使得中國在21世紀的外交行為更加明顯，基於傳統歷史強權的背景，使現今的中南海領導人表現出強烈慾望，要讓中國成為一個對世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國家。
伊拉克與美國關係
季辛吉利用他的「適應文化」論點（adaptive cultrual thesis），批評布希（George W Bush）在伊拉克的國家建設計劃，其實，季辛吉原本是贊同美國於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計畫，但他對布希所持的建立新國家態度表示懷疑，這個疑慮不久後被失敗的結果證實，布希所謂「美國群眾會支持，伊拉克社會能自行適應」的說法不攻自破。
伊拉克的慘況如同當年美軍干涉越戰、最後從越南撤出，以及期間「越戰越南化」（美政府鼓勵越南自行對抗北越）的失敗，都帶來令人沮喪的結果。
不斷變動的世界觀
這部作品被譽為「季辛吉對歷史的觀點、從政策略以及治國之術的總結」，然而，真的能從裡面獲得世界觀嗎？
不斷變動的觀點說明了這本書不太可能和1970年代自由主義的敏感度結合，現在的認知是，國際秩序不能簡單的以左派反抗右派的粗糙二分法來創建，身處21世紀的吾人必須認知到，除了令人信服的政府以外，個人也有可能改變國際關係的步調與現狀，季辛吉並提醒，若是自由國家無法創造一個可運作的國際秩序，那麼還有許多非自由政體想要來分一杯羹。
季辛吉的關鍵年代
這本書也使我們回顧季辛吉的年代，他提醒了我們1972至1973年美國「勇於改變」的重要性，諸如：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提倡外交政策的高峰，（在擔任國務卿前，季辛吉是尼克森的國家安全顧問）；對中國的開放、美軍撤出越南、東歐情勢趨於緩和、與中東地區簽訂和平條約（在可能會引爆更大衝突的以阿戰爭後）。
當然，仍有許多該時代的陰暗面，包含美軍轟炸北越在柬埔寨的要塞，引發柬國危機，並讓赤柬（Khmer Rouge）獲得掌權的契機，當然還有美國企圖顛覆智利的阿葉德政府（Allende Government）。
但當我們回頭看國內外充滿危機的1970年代，就會發現那十年的國際政治都導出較正面的結果，並且阻止了更大的危機，季辛吉還指出，「核武絕對不能被視為一般的傳統武器」，這個論述看似不起眼，不過當我們想起1964年的美國總統候選人高華德（Barry GoldWater）倡議在越南使用原子彈的論述；相較之下，尼克森和福特（Gerald Ford）政府，在1969-1972年間進行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減緩歐洲的核武緊張，高華德的言論是多麼令人為他捏一把冷汗。
不能再以不變應萬變
最後，面對現今的世界局勢，季辛吉以當年打開中國大門為例，美國與中國成功的交往不但在冷戰中制衡了前蘇聯在亞洲的勢力，把中國拉進世界體系中，也讓美國得以從越戰脫身，當初尼克森政府所面臨的所有驚奇與批評，現在看來均已微不足道。
美國可以與當時的中國交往，如今為何不能與伊朗開誠布公的往來？雖然無法完全類比，但如果美國政府可以解決與伊朗間自1979年來的齟齬，不但能在打擊IS上多一股助力，對於白宮主人未來在處理中東事務上也是加分，何樂而不為？
季辛吉是一個在冷戰時代結束前，維持國際秩序穩定的關鍵形塑者，這部作品傑出的描述長期以來的世界秩序，也是一本備忘錄，提醒新世代的政策制定者，國際秩序已出現新的樣貌，改變速度為前所未見的迅速，未來的半個世紀不會太容易管理，但這將是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