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的公開場合，他公司呈現的是另一種面貌。正如其他來自歐洲及美國的對手，賀喜製作針對兒童與婦女的廣告，將巧克力與純真的遊戲、健康的獎勵，以及含苞待放的戀情相互連結。賀喜對品牌很注重，用加粗的銀色字體，在巧克力色的包裝紙上為產品做標籤，那種特殊的顏色被稱之為「賀喜栗」（Hershey Maroon）。機會之神眷顧有備而來的巧克力師。當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賀喜接獲了如潮水般湧來的軍方訂單，他徵求並獲得了三百位女性志願者，為他包裝步兵巧克力棒（doughboys bars），銷量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間翻了一倍。.
美國在戰後進行的全國性禁酒令，也是另一個好機會，且受益者不止賀喜。由於酒精的來源變少，價格昂貴，品質拙劣，使得飲酒者必須另尋替代品，到了一九二二年，美國人已比一九二○年時多消費了二二％的糖。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間，冰淇淋製造商多購買了兩倍以上的糖，增加比例成為禁酒令前的趨勢之冠，難怪觀察家會認為，「當尋找酒精刺激的口感被禁止之後，便在大量糖分上找到了可接受的慰藉。」
除了將「口感」轉換到「大腦」之外，今天的研究者們會同意，糖就像酒精、嗎啡、尼古丁一樣，能啟動多巴胺與類鴉片受器（opioid receptor），取代酒精給予大腦獎勵。二十世紀初期的醫師們，對這種神經化學一無所知，但他們對糖所造成的健康影響還是感到憂慮。早在一九一九年時，他們發現有嚴格禁酒法的州民（在頒布全國性的沃爾斯泰德法〔Volstead Act，即禁酒令〕之前幾年，許多州便已率先執行），比那些能夠合法飲酒的州要消費更多的糖，因為對酒精替代品的需求，促使他們購買許多的糖果、甜食，以及所謂的無酒精飲料，像是可口可樂。但每一瓶八盎司的可樂，包含了五大匙的糖，「是一種高度人工濃縮的產品，就某方面來說，簡直跟酒精一樣高度人工化」，而且也幾乎一樣不健康，如果我們想想糖尿病的威脅的話。
藥品政策專家所謂的「下壓，冒出」，意思就是壓制某個產品，或某個地方的非法販售，往往就會鼓勵到另一種產品或另一個地方的生意。東南亞種植的罌粟花變少，意味著中亞就會生產較多；巴爾幹半島的走私活動減少，其實只是轉而透過義大利。如果我們思考的是大腦獎勵這件事，那麼「下壓，冒出」即具有更大的意義。在工業化娛樂講求快速命中的文化裡，壓制對一種產品的需求，無論是透過禁止、規範或是懲罰性的稅捐制度，往往就會提高對另一種產品的需求；小酒館的人潮遞減，冰淇淋店就變得大爆滿。市場提供許多選擇，全世界的消費者很容易用一種新包裝的消遣，去取代原有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