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琳有四名孩子：24歲的派翠絲、19歲的娜塔莎、14歲的CJ跟13歲的露比。外加老大娜塔莎生的三個孫子：十歲的麥基、四歲的潔妲、兩歲的凱拉梅。這個家裡還養了隻狗狗叫做Coco。
在派翠絲收到舍蓮娜的驅離通知單 ，並跟三個孩子從公寓樓上遷到樓下與多琳同住後，辛克斯頓一家八口（加上Coco）算是完成了合體，但他們也發現自己的生活空間又小又擠。派翠絲、娜塔莎跟 CJ的因應之道是盡量少待在家裡，天公作美時，三個人會在外頭散散步，天黑了就到家後頭找拉瑪打黑桃王。只不過到了夜裡，大家還是得擠在一起睡覺。
八口擠在暗巷「鼠窩」，這是貧民窟居民最熟悉的生活
兩間臥房，派翠絲占了當中那間小的。她咕噥著如果要她負擔一半的房租，那至少得要有個房間歸她，就算這房間沒門也沒關係。在另外一個房間裡面，多琳跟娜塔莎合睡一張床，露比則蜷曲在椅子上湊合著睡，手腳都無法伸直。麥基在客廳裡跟CJ分享一張沒有床單的床墊，旁邊就是玻璃茶几與堆得如山高的衣服，乾淨跟髒的都有，反正房間裡放不下就是了。派翠絲的兩名女兒睡在飯廳一張四角都已經開花的床墊上，內裡的彈簧跟褪色的泡棉都已「臟器外露」。
她們家的後門已經從門軸上脫落，牆壁上坑坑巴巴的，浴室裡還有個大洞。他們家的天花板有點塌陷，主要是樓上漏水，因此地板也蒙上一層薄薄的黑垢。廚房的窗戶裂開，飯廳有幾扇歪七扭八又缺了幾片的百葉窗。派翠絲掛上厚重的毯子，蓋住窗戶，室內因此顯得灰暗。客廳裡，用三夾板做成的五斗櫃上有台小電視，電視旁則是沒有燈罩的檯燈。
面對發臭的冰箱，辛克斯頓家的態度就跟他們面對整間公寓的心態相同：忍就對了。無論面對的是家裡的床墊還是小雙人沙發，他們也都是相同的想法。床墊跟沙發縫裡的蟑螂多到不像話，而他們只能希望搬家時統統甩掉。事實上是先有這些蟑螂，辛克斯頓家才搬進來的：碗槽、臉盆、馬桶、牆壁，乃至於廚房的抽屜拉開，蟑螂的身影無所不在。「他們就是看哪裡房租便宜就到處搬啊，」舍蓮娜這麼講多琳這一家，「他們早就知道蟑螂很多了。」
無辜被流彈波及，卻被視為嫌犯、遭房東限期驅離
2008年初春的一個晚上，32街上兩名當地少年持槍互射，結果流彈貫穿了辛克斯頓家的前門，窗戶玻璃碎了一地。當時17歲的娜塔莎正在掃玻璃，警察上門查看。按照辛克斯頓家人對當時情況的描述，警官們嚴格搜索房屋，而他們想要找到槍枝或毒品（派翠絲懷疑槍手跟某位鄰居有關，而且把事情賴到辛克斯頓家的三名男性身上：派翠絲的男朋友、娜塔莎的男朋友，還有一個是男性的同輩親戚）。但屋裡並沒有槍枝或毒品，警察能找到的只有一堆髒東西：水槽裡成堆沒洗的碗盤、桶裡多到滿出來的垃圾、在一旁飛舞的蒼蠅。辛克斯頓家本來就不太愛乾淨，恰好昨晚又舉辦派對。
當然，辛克斯頓也家不是只有這些表面問題而已。如果觀察入微，你會發現房東隨便拿三夾板釘在廁所天花板凹陷之處。也許是因為這個家實在太亂了，也可能是因為派翠絲從凌晨兩點起便對警官大小聲，又或者是因為警方認定辛克斯頓家跟槍擊案脫離不了干係—總而言之，後來的發展是：警察打電話給兒童保護局，兒童保護局打給鄰里服務局，鄰里服務局派出建物檢查員，建物檢查員下令房東改善，而房東則填了預告五日的驅離通知單要辛克斯頓家走人，理由是房租未繳清。原來槍擊案發生時，多琳的欠租只補上了一半。他們從來不覺得這錢得急著還。
住房法庭的特聘法官一蓋好判決驅離的章，就代表辛克斯頓家得趕快找房子了。說到找房，他們只能靠自己—但他們既沒有車，也沒有網路，所以能找的範圍有限。他們向社工求助，而某位社工給的就是舍蓮娜的聯絡方式。約好以後，舍蓮娜帶他們看了萊特街的房子，但辛克斯頓家一點也不喜歡那個地方。「就算是瞎子，我也不會推薦這間房子，」派翠絲說。但這家人知道在這個節骨眼上，任何房子都會比露宿街頭或收容所強，所以他們還是住了下來。舍蓮娜當場就給了多琳鑰匙，外加一張用廢紙草草寫成的收據，上頭記著的是「茲收到租金暨押金共1100美元。」多琳將這收據夾進了聖經裡。
驅離之後的窘況，往往讓窮困家庭被逼著去接受低下的屋況。密爾瓦基的租屋者在遭到迫遷之後，長期陷於居住困境的機率會高出一般低收入租屋者將近25%。多琳說她之所以在舍蓮娜的公寓住下，是因為他們家真的走投無路。「但我們也不會在這待太久。」被驅離會讓人先搬一次家，然後再搬第二次家：其中第一次搬家是不得已被迫搬到破落或甚至有安全疑慮的屋裡，第二次則是自發性地想要逃離。只不過第二次的搬家如果要順利，通常得等上一段時日。
搬進舍蓮娜的公寓沒多久，辛克斯頓家又開始找房。這次他們的做法是按照出租傳單上的電話打去問，另外就是翻紅皮書找公寓出租的廣告—所謂的紅皮書是指舊城區雜貨店的免費刊物。只不過剛搬完家讓人精疲力盡，新添的驅離紀錄又對租屋不利，所以想找地方並不容易。不久後，派翠絲就搬到了二樓，全家一下子都多了點空間可以呼吸。到了秋天，辛克斯頓家慢慢習慣了這一帶，但他們仍舊不覺得住這兒是長久之計。
單單一次驅離，鬆動的不只是一個街區，因為受影響的不僅是家庭被驅離的那個街區，包含這個家庭心不甘情不願搬進去的街區也會一併受累。在這樣的過程中，搬遷會直接「催生」出所謂「永久性貧民窟」（perpetual slum），因為我們會看到居住環境中流動率升高，同時生活中的忿恨跟淡漠也會隨之爆表。「永久性貧民窟的問題癥結在於太多人能搬就搬；不能搬的也夢想著能早點搬。」
「妳在度假，而我們連在家洗個澡都沒辦法」房東才懶得幫這些窮人
有時候多琳打電話給舍蓮娜抱怨屋況，反而會變成舍蓮娜抱怨的對象。「每次我們打過去說房子哪裡有問題，她都會繞一圈把事情怪到我們頭上，說東西根本就是我們用壞的。」多琳說，「我聽得都煩了……所以後來我們哪裡壞都自己修。」
所謂「自己修」，常常就是「不修了」。第一個塞住的是廚房的碗槽。過了幾天，露比跟派翠絲就開始把碗搬到浴缸去洗。但廚餘多少會流進水管裡，因此沒多久就輪到浴缸也塞住。浴缸裡開始積起水泥色的髒水，於是辛克斯頓一家就開始在廚房用瓦斯爐燒水，然後拿海綿擦澡。這之後，有人把做飯時的用水往馬桶裡面倒，再拿吸盤去通馬桶，而吸盤一拿起來，一小群蟑螂就會四處竄逃。拿著吸盤的人得很用力通，一般來說，你得通上整整五分鐘，才有辦法讓水成功往下沖。遇到通不了的時候，全家人就得把用過的衛生紙集中在塑膠袋裡，跟著垃圾一起拿出去。
多琳終於忍無可忍，為了水管不通的事情打電話給舍蓮娜，但她怎麼打都找不著。在留了一周的語音信箱之後，舍蓮娜終於回了她電話。舍蓮娜說，她跟昆汀去了趟佛羅里達，所以沒接到電話。他們剛在那兒置產，買了間度假用的三房獨立產權公寓。至於多琳打來申訴的事情，舍蓮娜並沒有直接回應，她只是提醒多琳一件事：多琳讓派翠絲母子住在她那兒，已經違反了租約規定。
修理房子的進度慢得可以。派翠絲的浴缸水已經流不掉了，但舍蓮娜還是沒回她電話。那一次她是跟昆汀照慣例去牙買加度年假。「妳在牙買加度假，而我們連在家洗個澡都沒辦法，」派翠絲說。她曾經連續兩個月都沒有正常的洗碗槽可用。而且派翠絲也曾發現某面牆上有個大洞，但舍蓮娜卻只是拿了本手冊給她，裡頭講的是如何不要讓她的小孩受到含鉛的油漆傷害。甚至於門從樞軸上脫落的時候，「她竟派了些有毒癮的人來修理，」派翠絲要抱怨真的抱怨不完，最後她選擇攤牌。
「我要找律師告妳！」派翠絲吼出來。
「要告去告，請便。」舍蓮娜笑了。「但妳有錢跟我這樣耗嗎？」
「我房租都交了，為什麼東西不修好？」
隔了一個月，派翠絲試了個新的策略。她想如果乖乖交房租沒用，那不交呢？不交是不是能逼著舍蓮娜對她有所回應？派翠絲扣住一半的房租沒繳，說這個月的房租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半等房子修好再給。房租花了派翠絲每個月六成五的收入，花這麼多錢住在這種爛環境，她嚥不下這口氣。
結果派翠絲的新作戰不但無效，甚至還弄巧成拙。舍蓮娜反過來說派翠絲不把房租付清，房子她就拒絕修理。對派翠絲來說，這真的是挖洞給自己跳。準時交租，舍蓮娜就來陰的，月初一過就不接電話；扣住房租，舍蓮娜就來硬的，明擺著不修。「我那麼拚命幹嘛，妳房租又沒付清，」舍蓮娜說。但即便被嗆，派翠絲還是沒有要搬走的意思。她喜歡住媽媽家的樓上，也覺得這地方修一修還是不錯。但屋漏偏逢連夜雨，她工作的潛艇堡店Cousins Subs班表被砍，讓她連原本那一點談判的籌碼都沒了。在收到舍蓮娜拿來的驅離通知單後，派翠絲已沒錢把房租補上。她跟舍蓮娜說一收到退稅，她就有錢可以還了，但舍蓮娜再也不想聽。原來她的好朋友貝琳達已經打電話來說有案主在找房子，而舍蓮娜自然不會讓到手的鴨子飛了。她保證只要幾周，派翠絲的公寓一定能空出來。
「不是不知道權利，只是那代價他們背負不起」
在浴缸不能用、洗碗槽不通，馬桶也只勉強能用的狀況下忍了兩個月，多琳決定自己把水電師傅找來。頭一次水管不通時，水電師傅的錢是舍蓮娜支付的，而她不打算再花這種錢。在32街的教訓之後，多琳也不想找建物檢查員來，那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總之，水電師傅最後收了150美元，成功用像胃鏡般的蛇式器材疏通了水管。師傅說這兒的管道老舊，經不太起折騰，所以叫多琳別讓有的沒有的東西流進去。師傅走了以後，多琳第一件事就是放好熱水並在裡頭泡了一個小時。
多琳覺得她自掏腰包的150美元要從房租裡扣才合理，所以即便舍蓮娜說只要她這麼做就將她驅離，多琳也還是扣了。她想說，如果都要被驅離的話，那這150美元還是留給下次搬家用好了。在手頭很緊的租屋者之間，多琳的想法很正常，因為房租幾乎吃掉他們所有的收入，所以弱勢家庭往往得故意被驅離，才能騰出錢來搬到別的地方。這一頭有房東吃虧，另一頭就會有房東賺到。
如果非搬不可，多琳也知道她不可能找到比現在便宜很多的新家，畢竟他們一家八口。即便你不追求住在最好的社區，甚至願意犧牲生活品質住到很差的地方，省下的房租也沒多少。以密爾瓦基最窮困、並且至少四成家庭處於貧窮線以下的的區域來講，兩房公寓的月租中位數也才比全城水準低50美元。舍蓮娜是這麼形容的，「兩房公寓就是兩房公寓，搬到東是兩房公寓，搬到西也還是兩房公寓。」
這樣的情況，早就不是一天兩天了。19世紀中期，也就是廉租公寓開始在紐約出現的時候，當地最底層的貧民窟租金還比紐約上城高出三成。到了二十世紀的1920與1930年代，密爾瓦基、費城或其他北美城市中的黑人區，年久失修的房子租金還是超過白人社區裡屋況比較好的住處。甚至到了1960年代，以美國大城裡相同的居住條件來看，租金也是黑人付得比白人多。窮人不是為了房子便宜才群聚到貧民窟裡，窮人（特別是黑人窮人）會聚集在那裡，是因為社會對種種不合理的現象的放任與縱容。
法律能夠保護的是有辦法正常繳租的房客。法律的設計就是要保障住房的安全與人道，而有能力繳租的人不僅能光明正大找來建物檢查員查看屋況，還有權利大大方方地扣住房租直到屋況修繕完畢。只不過只要一拖欠房租，這些保障就會瓦解。欠租的房客會被剝奪扣住房租或暫時將租金信託給第三方的權利。向建物檢查員申訴更是形同引火自焚，因為驅離的命運可能先行上身。低收入的租屋者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他們只是更知道那代價他們背負不起。
作者簡介｜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
哈佛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同時也是「正義與貧窮計劃」（Justice and Poverty Project）的共同主持人。他曾經是哈佛學人協會的成員，也以作者身分完成了獲得獎項肯定的《火線之上》（On the Fireline），以及另外兩本以種族為題的共同著作。再來就是他曾經編輯過一系列聚焦美國經濟剝奪慘況的學術研究。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文化《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
責任編輯/鐘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