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軍無條件投降後，陳千武所屬的部隊劃歸給英軍管轄，在東南亞的幾個城市之間輾轉流離，才好不容易被遣送回台灣。他要到好幾年後才會知道，日本殖民時代雖然過去了，但在台灣等著他的卻是另外一個與殖民政權幾無二致、而且更加粗俗鄙陋的中華民國政府。
1946年，他在雅加達等待遣返，同營的台灣人開始學起了「國語」──因為他們早就風聞，在台灣改朝換代之後，他們最慣用的日語將要全面毀棄了。
但可能是師資、教材都很缺乏的關係，他們的「國語」還是學得很差，陳千武只在老師的要求下學會默寫〈國父遺囑〉。他每次提到這件事，總是不無諷刺地，把背誦〈國父遺囑〉這件事，與日本時代要背誦天皇的〈教育敕語〉的事情相提並論。
戰爭和殖民都結束了，但一個新時代並沒有開始，台灣人反而像是駛入了另外一條更泥濘的航道。
讓語言來找我們
陳千武和前兩篇我們談過的鍾肇政、葉石濤屬於同一個「（被）跨語」世代。他們都在日本時代經歷完整的日語教育，因而在戰後國民政府粗暴禁絕日語的政策之下，硬生生被折斷了作家之筆。他們都經歷了一場十數年左右的「復健期」，大概要到1960年代左右才開始重新回到文學創作之路上。
1946年年底，陳千武剛被遣返回台灣時，正因為語言能力的問題找不到工作。後來被介紹進入林務局，需要考「國語」科。正當陳千武覺得自己應該要洗洗睡的時候，主考官出題了，總共只有一題：
默寫〈國父遺囑〉。
真是一個適合罵髒話的時刻。
因為這樣的好運氣，陳千武進入林務局八仙山林場工作，負責管理1500名伐木工人的人事工作。在南洋戰爭的末期，他也曾經被日軍派去管理500名被徵調來種玉米、補給軍糧的當地原住民。因此不難想像，這個工作他基本上勝任愉快，除了剛開始寫公文很不順，需要隔壁同事先寫好給他抄以外。由於林務局的公務員多以外省人為主，沒辦法和以台語、日語為主要語言的伐木工人溝通，陳千武更加成為重要的樞紐。
但也在這段期間，因為拒絕了人事室長官要求他刺探伐木工人的政治態度的命令，因而在「安全紀錄」上留下了「污點」。在往後十數年，他幾度申請出國，都因為有這樣的「政治污點」而受阻。
1960年代之後，重拾文學創作之筆的陳千武，面對語言轉換的困擾，卻和他同輩的其他本省籍作家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應對態度。無論是鍾肇政還是葉石濤，他們筆下的中文乍看之下雖無問題，但以比較嚴苛的文學創作標準看來，都是缺乏風格和意趣的寫法。他們可以寫得很工整、很文雅，就像我們初學英文時，永遠只能寫出文法完整、但以此為母語的人會覺得笨拙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