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尊傑  

台積電千億美元赴美投資的決策，近日在台灣掀起激烈爭論。一方憂心核心產業外移將動搖台灣半導體領導地位，另一方則視其為企業國際化的必然選擇。此爭議背後，折射出的不僅是經濟利益的權衡，更是台灣社會對全球化與地緣政治格局的深層迷茫。若朱雲漢院士仍在世，或將以「大歷史觀」與「多元現代性」的視野，直指此事件背後的癥結：台灣正因缺乏歷史縱深與地緣戰略自覺，逐漸淪為全球博弈中被動的棋子。

近年來，不管是康友抑或是淘帝所衍生之弊案。這意味著吾人須正視會計師在資本市場中的角色定位及釐清其責任的問題。參現行法對會計師民事責任之規定，明定會計師對於承辦業務所為之行為，承擔法律上責任。若有損害，並應賠償。從會計師之組織形式角度思考，1人或以上會計師依規定得組成以下四種組織形式：(1)個人會計師事務所；(2)合署會計師事務所；(3)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以及(4)法人會計師事務所。惟不管是何一會計師組織形式，會計師皆應有維護其專業品質，並健全其在經濟活動中專業功能的存在。因此，會計師應以「信譽中介」為其存在目的，適當扮演資本市場中公司守門人的角色。

先秦儒家經典—《禮記》的〈禮運〉大同篇中提及「…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白話就是，如果一個社會中人人皆以「兼愛」為原則來對待身邊每一個人，那麼「外戶而不閉」之「大同社會」就會自然產生。但現實上，要做到這樣，何其艱難！簡言之，在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裡，人們只要能達到「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之「小康社會」，那就心滿意足。不過，觀之於眾多部門法中，唯獨《信託法》能有效實踐從「獨善其身」的「一家一姓」擴大至「老有所終…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之社會照顧義務。

營業秘密法自1996年公布以來，歷經2013年，該次修法重點在強化刑法上的嚇阻功能。第二次是在2020年，該次修法重點增訂「偵查內容保密令」制度等。近來，新任陸委會主委邱太三上任以來，也提出需修訂營業秘密法，以保護臺灣的核心競爭力。主要鑑於早前發生的「比特大陸」（BitmainTechnologies）來臺挖角近百名工程師，因此有認為現在正是檢討修正營業秘業法之時。惟以下本文將從兩岸科技人才良性互動的角度進行分析，說明這將對兩岸科技人才良性流動造成如何之影響。

中華民國的制憲活動，係自清末開始萌芽，後經民初北京政府時期的激盪演變，直至1928年北伐統一全國，在內憂外患之中，經過將近20年的發展，終於由國民大會於1946年12月25日完成《中華民國憲法》之制訂工作。

就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對世界各國而言，即將進入後新冠肺炎時代，危機一觸即發！本文認為，在不久的將來，或會出現一場不亞於13年前的次貸危機。近來，有美國民眾向地方檢察官告發或委請律師團隊向法院提起針對中國大陸而來的民事損害賠償的集體訴訟。姑且不論該起全球公共衛生突發性事件與受影響國家間損害是否具有因果關係；更甚者，原告尚須證明被告國家造成其受損害之直接或間接證據，可見原告在舉證責任分配上即有明顯的困難。惟吾人應注意的是，依照主權國家豁免理論（StateSovereignimmunity），國家是否就能因為原告之訴而例外地得在別國法院應訴而有訴訟上的地位（原/被告適格）？

上週五（2020年05月22日）在北京召開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即將通過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的首部《民法典》。本次通過的民法典係集2017年施行的〈民法總則〉並連同新修訂的〈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以及〈侵權責任編〉，合計有七編。以下將回顧中國大陸整部民法典之誕生過程。

《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一書作者朱雲漢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暨世界科學院院士，目前擔任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及台大政治系所合聘教授。本書作者以「裂解」與「再融合」來梳理現階段全球化趨勢所面臨的窘境。世界自二戰後至蘇俄解體，由兩極對抗進入一超多強的競爭格局；惟世界早非從前在美國帶領下進入的全球經濟整合時期，如今歐美民粹主義（Populism）當道，影響所及，勢將讓原本的一超多強局面被逆全球化浪潮所席捲，最終化為烏有。然而，本書作者始終正面看待全球化發展，尚有賴於世界各國在不同層面上合作（諸如：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和研究等方面），目標是建構一條有利於全球人類通往未來發展的康莊大道。

關於金融危機的觸發點，眾說紛紜。事實上，「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多源自於股市中的「非理性繁榮」，部分因素在於投資者對市場前景過度樂觀所致，待股市虛漲到達一定水平，或被「某一事件」所觸發，市場隨即應聲下跌。股市的遊戲規則，一般具有零和博弈的特點，是指一方之所得即為一方之所失，優點是帶來財富重分配的效果，惟通常情形是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然每當世界遭遇一次金融危機，將造成國內產業動盪不安（或對政治領袖的不信任，將有觸發政變的風險），加之全球化趨勢使然，各國彼此唇齒相依、唇亡齒寒。

從美國政治去看下一個階段美國在全球的布局或所求扮演的角色。現任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Trump）於2017年1月23日就任總統以來，爭議聲不斷，諸如：其公司違法與古巴貿易、限制穆斯林人口移民政策、發表不當的公開言論、競選資金支付封口費、逃稅門事件以及其本人在全球領導人信任度排名中低於中俄領導人等爭議事件。首先，為川普外交政策提供理論基礎的前白宮首席顧問巴農（StephenBannon）以及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波頓（JohnRobertBolton），此二人的政治意識形態正在形塑當前美國的外交戰略。

自2019年12月以來，到「冠狀病毒」被首次發現的同年12月26日。如今此一波病毒蔓延，有如昔日西班牙大流感般波及全球各地，並持續了4個月又3天。於是，世界衛生組織在隔年的2020年1月30日宣布此次疫情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截止3月18日，全球已有191,127人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新型冠狀病毒或新冠肺炎），當中死亡人數已達7,807人。就重災區的中國大陸而言，2020年1月23日，由於中國大陸武漢市政府果斷宣布採取疫區封鎖隔離措施，有效避免春節返鄉高峰期可能導致的群聚感染，有關方面展開為期約50天的全國抗疫運動，屆3月11日，中國大陸衛健委表示，以重災區湖北武漢為例，新增發病數已持續下降至個位數。

2018年7月6日，新公司法三讀通過。本次修法通過條文累計達到148條，是繼17年前的又一次全盤修正。其中，就連被認為不易更動的公司法第1條，也遭到變動。在歐陸法系國家中，置於第一條的法律文字往往是整部法律的靈魂，能起到指引的作用。該新增的部分「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意味著立法者有意使公司承擔起環境和世代永續的責任，觀看立法理由，無非不是為避免哪些被去掉個人道德榮譽的法人實體的胡作妄為，從而有害及員工、供應商、消費者以及一般民眾的可能，最終影響社會整體的發展。然而，讓具有強制力的法規範去迫使自然人或法人為或不為一定行為，是否妥當？或者退一步說，若將原公司法第一條「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修正為「本法所稱公司，謂非以營利為目的…」，從字面解釋這樣修法的結果，難謂未來公司不會往兼益方向發展或純然以非營利公司為目的。過去極力主張公司社會責任入法的學者，為何捨此道而為？吊詭的是，晚近竟有立委提出《共/兼益公司法專章/法》的法案，企圖將國內外行之有年的社會企業納入規範，當然不難想像法學界已有不少專文探討社會企業入法的重要性。吾人假設修法結果良窳應與學者的學養無關，畢竟是從不同視角切入（一般法VS特別法）。

首先，針對較早前和近期臺灣有部分人士強烈反對予陸生及陸配納保，但卻允許除中國大陸外，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外籍人士得以參加臺灣全民健康保險，假如去掉政治盤算而回歸事物本質，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