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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本該讓華爾街銀行家轉行進入財政部高層職位的政治旋轉門卻讓康諾頓當上拜登總統競選團的初級職員，年薪為兩萬四千美元。他放棄了全新的標緻汽車改開父母一九七六年款的雪佛蘭馬里布（Malibu），因為房屋租金讓他吃不消，但康諾頓並不介意。

華府的民選公職人員都自認是高人一等，他們膽識過人，能忍受站在公眾面前的屈辱，在這些「主人公」眼裡，工作人員是低等人類，像是寄生蟲附著在宿主身體上搭便車一樣。康諾頓知道他沒什麼可以教拜登的，拜登天生適合從政，且已經在這行打滾了近二十年，掐指一算就知道美國人民的需求。除非康諾頓能證明自己是一匹耐操好用的馬，否則隨時有可能淪為棄車。

曾經有個束線圈將美國人安穩地纏住，有時甚至緊得令人窒息。而線圈是在何時開始鬆脫？沒人能說得清楚。與所有的重大改變一樣，這種「鬆脫」的情況曾以無數形式發生過無數次，而在某個時刻，這個國家（總是同樣一個國家）也跨越了歷史的界線，徹底改變，再難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