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的新聞報導受到黨與政府的高度管制，習近平主政後更高唱「媒體姓黨」，外界（甚至是中國人自己）真想看懂中國，往往得藉助來自外媒報導，才有機會弄清其中門道。而長期在中國各地蹲點的外媒記者，不只寫出數千字篇幅的單篇報導，他們甚至集結數年的觀察與訪談，出版一本又一本的深度書寫，成為關心中國者得以一窺堂奧的入門磚。
若論其中佼佼者，諸如拿下普立茲調查報導獎的歐逸文（Evan Osnos）寫下《野心中國：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紀錄現代中國人從物質到精神層面的各種追求；在普林斯頓與牛津主修文學的何偉（Peter Hessler），則以生花妙筆寫下《甲骨文》、《尋路中國》、《奇石：從城市到荒野的另類紀實》等書，描繪一個又一個中國人民的生命故事。
曾以法輪功報導在2001年晉身普立茲獎俱樂部的張彥（Ian Johnson），早在2005年寫下《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Wild Grass: Three Portrait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講述關於維權律師、上訪農民、還有法輪功學員的遭遇。這些底層人物或者出於利益驅使、或者因為理想召喚，敢於抗爭當權者的不義。
這位現年57歲、已經跑了30多年新聞的老記者，後來對中國的關注焦點轉向常民的宗教信仰。透過長達5年的實地訪查，足跡遍及北京、山西、四川、上海，包括曾任兩岸密使的已故儒學大師南懷瑾、目前失去自由的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牧師王怡、內丹師傅、北京進香團的成員，都成為張彥新書裡的主人翁。
張彥去年將他的訪談與觀察集結成書，出版了《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著眼於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往往為人所忽略的「宗教復興」。張彥的凝視之處確實過人，因為中國在文革時期真正打倒的絕非只有知識分子或者反動走資派，更重要的是，瘋狂的毛澤東與紅衛兵砸毀了外在的廟宇學校，也幾乎消滅了中國人內心的精神文化遺產。當中國老百姓重新在宗教裡尋找價值與意義，卻仍須面對那個維穩與鞏固政權至上的共產黨政府。
張彥在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期間應邀來台，談到他如何走上一個深度調查記者之路。張彥說，他當年還是菜鳥時，也曾是「主管要他寫什麼、他就寫些什麼」的認分記者。他提到一位當年帶他進門的《華盛頓郵報》的資深編輯，這位新聞人強調「記者不是一門學術的課題、而是一門需要實踐的技藝」、「與其在學校學怎麼當記者，不如到一個好的編輯部工作」。
不過張彥說，編輯部與記者之間的關係也不是那麼單純—記者有時應該聽編輯部的話，有時則不應該聽。因為編輯部總是希望記者多寫東西、隨時處理新聞，張彥也自承，他1992年到1994年於《巴爾的摩太陽報》任職期間，也曾做過一個努力拚命寫文章的記者，上頭要他寫什麼，他便處理什麼。但張彥也反問，努力符合編輯部要求、要寫什麼就寫什麼，就能寫出一座普立茲獎來嗎？
張彥笑著說，至於他的西方記者身份，中國人往往認為關鍵問題不是「西方記者如何報導中國」，而是「西方記者如何抹黑中國」。他1984年以學生身份第一次到訪中國，10年後又以記者身份重訪中國。他當時在貴州要報導一個新建橋樑的新聞，一位中國外交部官員就問他：「你們為什麼要報導那些不好的東西？我們蓋了一座新橋你不寫，卻跑去報導橋樑損壞的事情。」
張彥當時回答：「那是因為你不懂新聞，新聞不是狗咬人，人咬狗才是新聞。新聞不是那些普遍的東西，而是那些不普遍的東西。」不過張彥後來也反省自己的想法，因為當時中國能在貴州那樣的地方蓋橋鋪路，其實也是很了不起的事。他談到自己在中國訪談的經歷，說自己雖然派駐北京，但自己總會離開首都到四地去遊覽、採訪，才能發掘真正的新聞。採訪者甚至要跟受訪者生活在一起，取得他們真正的信任，才能跑出好新聞、採訪出有價值的報導。像是中國一位受訪者曾對他說，你們只是報導我們，為何不加入我們？張彥從善如流，他在中國也練了氣功、並且親身參與了民俗信仰的各種活動。
張彥也提到一位《華爾街日報》老編輯給他的建議：如果你要去一個地方採訪，最好比原訂日程多待一兩天。在採訪完之後，到當地隨意散步觀看，這個時候會是記者腦袋最開放的時間，也許會碰到原來沒有想到的東西，這可能會是「真的新聞」。也許是仔細拿捏住中國的報導界線，張彥的報導雖然往往涉及法輪功、維權等敏感內容，他的著作也無法在中國出版，但張彥表示，他在中國進行採訪並未真的碰到什麼麻煩，他目前也繼續在北京工作與長住。
談到網路時代的美國媒體，張彥也提到就算是《紐約時報》這樣的媒體，也開始希望記者寫作的篇幅更短，因為現在的讀者不喜閱讀長文。往往交出一篇報導後，會被編輯部要求刪節成更短的稿子。至於自己可以長期蹲點報導，除了喜歡寫作與報導之外，他也承認「經費」確實是能讓這樣的採訪成行的關鍵因素。
由於中國政府曾對《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等外媒記者拒發簽證，讓他們不得不撤退到香港寫作，部分媒體甚至被迫撤出中國。當記者問起《紐時》其他記者派駐中國的現況，張彥說，現在《紐時》記者已經都可以回到北京。《紐時》也非常重視中國新聞，目前共有十多名記者在華。問到習近平政府對外媒的敵視態度，是否會讓張彥這樣的深度報導成為絕響？張彥說，中國政府對外媒的管制時鬆時緊，但並未真的禁絕外媒記者進入中國、或者長期蹲點，他認為外媒未來還是會有其他傑出的中國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