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中國共產黨八十餘載，李銳也沒能等來黨兌現民主憲政的承諾。李銳的女兒李南央16日早上確認，當日早晨8點32分，父親在北京去世，享年101歲。
1935年到2018年，所有日記原件都捐獻了出來
李南央周六接受《BBC中文網》訪問時說，李銳把其從1935年到2018年3月26日（住院前）的所有日記原件都捐獻了出來，在美國的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永久保存，並將在幾個月內向大眾公開。「他所有的日記，我和我先生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整理，恰恰就在幾天前剛剛錄入完了，」李南央說到這裡一度哽咽。
李南央說，除了父親的日記、信件，捐獻的資料還包括他的書《龍膽紫集》，以及他在廬山會議時期、參加土改時的工作筆記，錄入的內容大概有一千多萬字，「這些大概就是我父親留下的最有歷史價值的、可以幫助後人的東西」。
她覺得很幸運，最後給這些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找到了很好的歸宿。「在這麼多年裡我和我父親像做地下工作一樣，一點一點把他們都帶了出來。」
李銳是「一二九」運動前後加入共產黨、要求抗日救國的青年之一，是以敢言聞名的中共改革派人士。他曾身居高位，說服毛澤東推遲三峽工程上馬，組建後備幹部「第三梯隊」；也與許多其他中共高官一樣，在數次政治鬥爭、高層博弈中身陷囹圄，起起落落。
退休後，他著書立作成為黨史和毛澤東研究專家，建言獻策希望推動中國憲政，卻不料時移世易，對於他追隨一生的黨來說，自己悄然變成了「敏感人物」。
「何時憲政大開張」
李銳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中國的民主憲政。88歲米壽時，他作了一句詩，「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他的媒體採訪和所有出版物，無不是按照這句話在呼籲和行動。
「過去黨內歷次的政治運動，沒有讓他折腰，」與李銳相識多年的歷史學者施濱海對BBC中文說，李銳性格直率、敢言，「有很多人經歷過很多次運動學得很乖了，不講話了、保持沉默了，他始終沒有，所以這幾年不斷看到他的言論或者出版物。」
即使已到百歲高齡，他仍然數次向黨內高層遞交建言書，呼籲改革，呼籲尊重憲法、實施憲政，開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
近些年，他也會接受媒體採訪，表達自己對時事的看法。一名採訪過他的記者用兩個「特別」來形容李銳，「精力特別好，說話聲音特別大，完全不像100多歲的老人」。
2018年，兩會投票表決憲法修正案草案，要刪除對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他對媒體評論說，「習近平要搞終身制」。甚至去年4月17日他101歲生日當天，即使不久前剛因為呼吸道感染昏迷，當天還住院觀察插著鼻飼管，他跟朋友和記者聊天時仍然語驚四座。
「（我跟）習近平最後一次接觸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呢？他當浙江省委書記的時候。過去我也不知道，他的文化程度那麼低，」在美國之音曝光的影片中，他這樣評價中國現任國家主席。
這位黨齡80餘年的老黨員，中共的元老級人物近年來自己卻成了中國官方封殺的對象。最近十幾年，他的書在內地出版屢次受阻，甚至曾經出版過的書也不允許再版；他的訪談基本上只在香港媒體和外國媒體出現；他還說，中組部的老幹局和辦公廳也會找他談話，批評他的文章和講話。
「從50年代、80年代至今兩個時期，我一共由中央和各地的出版社公開出版了十七本著作和選集四種，第十八本《李銳近作》卻只能由香港出版了，」李銳曾在其書中序言感嘆。
在香港出版的有關李銳的書也遭到中國當局的審查。2013年10月，李南央從美國回中國探親，中國海關扣查了她行李中50多本其編著的《李銳口述往事》，稱這本書不能進去。李南央隨後起訴北京海關，「李銳是共產黨的元老，如果他都沒有言論自由，誰還有？」
深刻反思
仕途經過幾次大起大落的李銳親身經歷黨內高層鬥爭的凶險和殘酷，讓他對共產黨和老領導毛澤東有了深刻的反思。
文革結束、平反復出後，1979年李銳跟隨中國能源考察團出訪巴西和美國，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李銳的女兒李南央對BBC中文表示，父親看到美國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超級市場裡琳琅滿目的商品以及美國普通老百姓富足的生活意識到，「共產黨完全錯了」。
李銳在日記中寫到，在美國他第一次去了超級市場，看到超市裡「應有盡有，方便之至」。「這次出訪，應當講，對於我們自己一貫自詡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我腦子裡面是沒有了；不單是水電，而是從整個的社會生活和制度來講，人家的資本主義更符合人類發展的規律，」李銳在他的口述回憶書中說。
1989年的「六四事件」讓他對共產黨更加失望。李銳對女兒說，這個黨沒有味道了，這個國家沒有味道了，你能走就帶著女兒走吧。
但是「六四」之後，李銳仍然留在黨內，同時孜孜不倦地給國家領導人寫信，接受媒體採訪，呼籲民主憲政。李南央曾開玩笑地問父親，你是不是捨不得你的車、你的房、你的醫療待遇？
李銳回答女兒，不是。「他認為不退黨，留在黨內說話更有分量，」李南央說。其實李銳的思想早在延安時就起了變化。最初投奔共產黨是為了救亡，為了民主，但是延安的實際情況，包括在搶救運動中被嚴刑逼供等經歷，並不符合他的預期。不過，在生命的後半段，李銳回憶起入黨，仍認為自己當年做了正確的選擇。
「我們看到國民黨不抗戰，看到國民黨不民主，才加入共產黨，」李南央轉述父親的話，「我們參加了共產黨，共產黨搞到今天這個樣子，我們有責任。」
在李南央看來，父親對共產黨能夠有那樣的反思已經很不容易，但仍期待他能對自己作為共產黨的一員曾經犯過的「左」的錯誤有所反思。因為她從父親的日記裡看到，他在土改和「三反五反」時都曾有過「左」的作為。
李銳晚年曾多次說過，「人生在世，任何人都要受這四種限制：時代、知識、思想能力、個人品德。」李南央認為，父親也不例外，不是一個完人。「我父親的不容易在於他在那個體制內保持了獨立的人格，為此一生倍受苦難和挫折而至死不移；父親的缺憾也是因為他身在那個體制內，所以有著很深的『黨文化』的烙印，」李南央說。
受毛重用與三次受難
李銳出生於1917年，他的父親曾追隨孫中山，是早期同盟會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少年李銳在湖南度過了整個少年時期，他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加上受到左翼書刊的耳濡目染，逐漸向共產黨靠近。進入武漢大學就讀後，他頻繁參加和組織學生運動，並在1937年正式入黨。
從參加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先後涉足新聞和水電工作。1958年，因為極力反對建設三峽，李銳走入了毛澤東的視線。那年年初的南寧會議，李銳與三峽贊成派水利學者林一山在毛澤東面前進行了一場「御前辯論」，陳述三峽工程上馬的利弊，還各寫了一篇文章呈交。
在李銳意料之外的是，毛澤東不但採納了他的意見擱置了三峽工程，自己未足半小時的發言和文章還讓他獲得了毛的賞識和重用。散會之前，毛對李銳說：「你文章寫得好，你當我的秘書。」
對於黨內的其他人來說，被毛欽點大概是「中了狀元」一般的好事，但李銳卻並不想接手這份工作。他在回憶錄中說，好友、毛澤東秘書田家英早就跟他講過，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他怕毛「不好伺候」。
南寧會議後，李銳的仕途走向新高點，但是他在政治上的打擊和挫折才剛剛開始。1959年廬山會議，李銳對大躍進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質疑。他批評「以鋼為綱」的口號，指運動中鋼的指標超出客觀實際。會議後期，李銳被列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追隨者，被開除黨籍、送往北大荒勞改。
李銳在北大荒幾乎被餓死。他在書中回憶，1961年糧食困難時，沒有菜，只能將玉米芯磨碎，加一點糧食做成餅子。餓得沒辦法，在地裡撿到一點土豆和野菜也馬上生著吃了。
厄運延續到了文革期間。1967年，李銳向中央專案組的調查人員揭發陳伯達，被抓進秦城監獄，關入單人牢房。從1959年到1979年，人生中寶貴的20年時光，他幾乎完全荒廢。
其實早在1943年，李銳就在延安經歷過「搶救運動」，那是他的第一次「受難」。當時，李銳的武大同學魏澤被逼供時承認自己是特務，供出李銳，說李是他的上級。李銳被關入延安保衛處「監獄」一年多。受刑逼供是常事，比如不讓睡覺，眼睛都不准眨。
為歷史作證
也許是由於樂觀的天性和不俗的毅力，李銳在三次受難之後仍然活了下來，政治生命也沒有終止。文革結束平反後，他被任命為中組部常務副部長，負責清理省部級班子，選拔後備幹部「第三梯隊」。
退休後，李銳將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對中共黨史的記述。作為中國革命的參與者和歷次運動的見證者，他先後完成了《廬山會議實錄》和共19大卷、耗時12年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卷）。他還曾擔任自由派雜誌《炎黃春秋》的編委與顧問，這本雜誌被認為代表黨內自由主義勢力，多次刊登涉及中共歷史敏感事件的文章。
「他最大的貢獻，是為20世紀的中國作證。若無他的一系列作證文字，絶大多數的國人會更加迷糊，」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對BBC中文表示。
在歷史學者們的眼中，李銳撰寫的一些回顧黨內重大事件的書籍都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如《廬山會議實錄》和《大躍進親歷記》。作為廬山會議的親歷者，他寫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詳盡記錄了這次黨內重要會議的全過程，以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黨內領導的發言記錄，是海內外研究廬山會議的權威史料。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韓鋼對BBC中文說，《廬山會議實錄》一書，有連官方檔案裡都缺失的中共常委會議記錄，「沒有任何一個廬山會議的當事人，對於這樣一個重大事件，做出了像他這樣系統的，又有大量文獻支撐、也有自己記憶支撐的作品。」
回憶過往、書寫歷史，無非是為了能讓今天的中國記住過去發生的事情，以史為鑒。
施濱海說，李銳一直以來的希望就是共產黨選擇民主走向憲政，這樣國家和民族付出的代價會少一點，不會造成天下大亂，「就像台灣那樣，他對蔣經國是很讚賞的」。
而最近幾年，李銳看到文革回潮的跡象，再加上八十年代形成的共識，如黨政分開、不能以黨代政等被破壞，他越來越不樂觀，開始覺得靠黨來完成轉型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那中國的憲政呢？施濱海說，「他幾次表示過，他是看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