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況是過去幾十年間不曾見到的。過去共產黨統治之下的中國，雖然有許多異議分子，包括像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這樣眾所矚目的焦點人物，但是整體來說，這些維權人士，以及他們所追求的普世人權，讓一般老百姓相當冷感。許多人認為他們的立意良善，卻不切實際。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追求的政治目標都相當狹隘：農民抗議稅收不公，或是城市居民反對拆遷。他們的動機只是改善個人福祉，很少關懷更宏觀的意識形態，也不奢望改變體制。
但現在人們渴望的精神轉化更加深層、也更為廣泛。宗教與精神運動固然有其自利的一面，但它們也對現狀提出了系統性的批判。信仰確實有可能成為逃避政治風暴的窗口，成為亂世裡追求隱遁的安身立命之道，人們在心裡會這樣寄託：在這個無可信賴的人世間，至少我上的教會、我參香的寺廟、或者是我加入的香會，裡面全都是善良的好人。
然而，這種「窮則獨善其身」的思維只是宗教的一個面向。另外有些人則受到信仰的激勵而投身社會運動。從事「維權運動」的人權律師有很高比率是基督徒，其他運動分子很多具有佛教、道教信仰，這都不是巧合。即使是通常支持既有體制的儒家，也參與了這股洪流。古典儒家主張外部政治社會的變革，要從個人內心的誠意正心開始。可是南懷瑾認為，這只是萌芽階段，改變要向外推展，從家庭、鄰里，一路擴充、推及至國家。
根據美國學者趙文詞（Richard Madsen）所著的《民主妙法：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一書指出，佛教與道教慈善團體在一九八〇與九〇年代的台灣民主化運動中功不可沒。然而在短期之內，類似的現象不太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現。中共的立場很明確，它不會容許非政府組織的成立與運作，無論其是否具備宗教背景。這就是為什麼維權運動受到全面的打壓，其他各個宗教也被限縮於提供賑濟、送終等服務，如若想要追求更宏大的目標，將會備受阻礙，至於想要推動社會改革，則純屬癡心妄想。
然而，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這些運動最終將會為更廣大的轉變奠定必要的基礎。宗教建構了一套道德規範框架，以及正義、公平、品格等人人都渴望的精神標準，這遠高於任何短期、狹隘的政治目標。
從這樣的土壤裡誕生出來的新中國，將不再只是現在我們所知的這個極度唯利是圖、有著諸多怯弱之處的強權。它將參與一場範圍遍及全球的對話，我們所有人都將受到影響：在一個凡事以經濟利益掛帥的社會中，該如何重建人與人的凝聚力與倫理價值呢？既然過去幾十年裡中國傳統遭遇如此粗暴蠻橫地攻擊，取而代之的又是一種最赤裸不加節制的資本主義，也許中國正是全世界最迫切需要尋找、重建新價值的國度。
這些盼望是全體人類所共有的，而且就像其他國家的人民，中國人相信，他們的冀望受到更宏大的力量的支持，超越世間一切法律與政權，這種力量就是「天」。正如兩千五百年以前的儒家經典《尚書》所說：
天聽自我民聽。
天視自我民視。
＊作者張彥（Ian Johnson）是2001年美國普立茲獎得主，善於社會、政治、宗教議題的報導。常駐於北京，並於當地大學授課。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八旗文化）後記。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