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老曾經告訴我一件事，他說妙峰山上那些了不起的香會，都是不受政府控制的。這話說得一點也沒錯，就如同在過去這一年來，大多數我所接觸、採訪的人們，他們的精神生活也是獨立的。然而國家力量在他們的生活當中無所不在，而且試圖想要吸納、控制人們的生活。
過去一段時間，中國想要擁有強有力的國家體制，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在毛澤東去世、黨內溫和派於一九七○年代末上台掌權後，試圖以放鬆管控來贏回民心。他們的目標是全力推動經濟發展，放任民眾做任何他們想做的，只要不挑戰中共的一黨專政，便不加干涉。
這段改革年代就這樣如火如荼地展開，並一直延續到二〇一〇年前後。在這段期間，觀察家都相信（或至少是盼望），國家對社會的鬆綁能無止盡的維持下去，最終在中國創造一個自由社會。這種思維與冷戰後瀰漫全球的樂觀氛圍是相呼應的，自由與民主在世界各處落地深根。即便在中國發生了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經濟改革與科技的進步似乎都即將為社會帶來開放。事實上，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社會整體而言確實越來越自由。政府扮演著一定的推波助瀾的角色：在反省蘇聯解體的原因時，中共總結改革開放其實有助於政權的穩定，因為它能促進繁榮，並因此瓦解反對力量。
然而，就在這時，政治風向突然驟變。也許是因為中共領導人意識到，自由化再進展下去，將會危害他們的統治，因此政策急遽轉彎。連溫和派的批評都被禁止，網路言論被嚴格控管，社會運動必須為政府所用，否則將被嚴厲打壓。原本旺盛的民間力量現在噤若寒蟬。
不過，在宗教與信仰的領域，政府採用的是一條較艱難的方式，也就是攏絡招安，而非鎮壓掃蕩。它也相當精明地利用了過去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早就習慣的一套宗教與政治、國家的觀念與詞彙。這股趨勢看來還會持續下去，而中國共產黨，如同過去數世紀以來的中國執政者，將會繼續試圖主導，或是主宰中國人的道德生活。
道教、佛教與民間信仰等中國「傳統」宗教，可能會在這股潮流中成為受益者。對國家來說，這些宗教比較聽話，因此得到相對多的空間，不過還是會確保它們遵循政府政策。妙峰山上的香會信眾與山西道教徒的案例很有參考價值：儘管他們面臨了很多挑戰，但整體來說政府是支持他們的。
這不意味著中國將來會變成另一個俄羅斯，有一個宣揚民族主義的國教，而且國家領導人還經常會上教堂，也不意味中國共產黨會變得像是印度的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那樣，致力於將印度改造成一個印度教國家。 中共的目的在於掌權，但它還沒有虛弱到需要明目張膽地將宗教工具化。然而，就像過去的王朝，中共一定會積極推展它認可的信仰形式，藉此它將取得仲裁這個國家的道德與精神價值的權力，如此一來，它的地位將穩如泰山。
國家對若干宗教日漸增強的支持，和下列兩種趨勢產生衝突。首先是逐漸增強的外國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中國政府樂見宗教向海外拓展，這有助於中國軟實力的增長。譬如說，由於佛教信仰的復興，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佛教國家之一，並使江蘇無錫成為世界宗教論壇的永久會址所在地。中國政府也贊助國際道教論壇，並且舉辦國際會議。然而，中共還是擔心外國勢力的介入。中國天主教與梵諦岡教廷、藏傳佛教與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穆斯林與全球「穆斯林共同體」（ummah） 與新教徒的全球運動網絡，凡此種種，都讓中共寢食難安。一旦這些群體的人數擴增，我們可以預見信徒與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將會日益加深。現在回顧起來，在習近平之前的幾任中國領導人，採取了異常寬容的宗教政策。對政府來說，當前最大的難題在於如何一方面控管宗教，維持各宗教均衡的態勢，一方面又不觸怒其信徒，讓他們對政府離心離德。
王怡的秋雨聖約教會遭受的打壓，最能清楚看出這種緊張關係。基督新教在中國各大宗教當中獨樹一幟，它不僅在主流人口當中成長特別快速，與外國的關係也極為密切。這導致中國政府時而試圖將其收羅於網下。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政府是否願意放著這類教會繼續成長，或者，這個姿態甚高、手握許多新財富的政府，將會尋求全面的控制？
我認為中國政府不會。儘管它不是沒有嘗試過，譬如，在二〇一四至二〇一六年間，當局就曾試圖將浙江省境內沒有登記的教堂的十字架全數拆除。但是，當政府在二〇一六年以極高規格舉辦暌違十五年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時， 並沒有推廣這種蠻橫的作為。會中習近平要求宗教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但話說得很含糊，意義不明。我們可以預期中國政府內部對於該如何在未來管理宗教會出現雜音與爭議，官員們彼此也會辯論。但是就長遠來看，我不認為政府會全面接管宗教，一部分原因中國的近代歷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已經使中國當局明白：強力鎮壓實際上只會助長信仰的聲勢。
對於政府來說，上述這些海外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威脅，然而宗教對於國家力量真正的挑戰，來自於後者所促成的一種更加幽微、難以察覺的趨勢：民族良知的重新覺醒。如果我能用一個字來概括這本書裡所闡述中國人民的渴望，那就是「天」。上從孔子，下到倪家，對於自古到今這兩千多年來，「天」這個概念一直貫穿中國人對於一個良好守序社會的設想。它涵蓋了一種公義和敬重的意識，而且高過於任何一個掌權的政府。基督徒常說只有他們的信仰才具備一種超驗的、神授的自然權利。這樣的看法並不正確。所有的信仰都信奉一些超越世俗權力的理想。對儒家來說，那是先賢聖哲的教誨；對佛教徒來說，那理想孕育在佛經裡；對道教徒來說，那理想是「自然」或是「道」；對升斗小民來說，那是一種樸素的正義感──是一種上天賜與的權利與正義。
這種情況是過去幾十年間不曾見到的。過去共產黨統治之下的中國，雖然有許多異議分子，包括像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這樣眾所矚目的焦點人物，但是整體來說，這些維權人士，以及他們所追求的普世人權，讓一般老百姓相當冷感。許多人認為他們的立意良善，卻不切實際。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追求的政治目標都相當狹隘：農民抗議稅收不公，或是城市居民反對拆遷。他們的動機只是改善個人福祉，很少關懷更宏觀的意識形態，也不奢望改變體制。
但現在人們渴望的精神轉化更加深層、也更為廣泛。宗教與精神運動固然有其自利的一面，但它們也對現狀提出了系統性的批判。信仰確實有可能成為逃避政治風暴的窗口，成為亂世裡追求隱遁的安身立命之道，人們在心裡會這樣寄託：在這個無可信賴的人世間，至少我上的教會、我參香的寺廟、或者是我加入的香會，裡面全都是善良的好人。
然而，這種「窮則獨善其身」的思維只是宗教的一個面向。另外有些人則受到信仰的激勵而投身社會運動。從事「維權運動」的人權律師有很高比率是基督徒，其他運動分子很多具有佛教、道教信仰，這都不是巧合。即使是通常支持既有體制的儒家，也參與了這股洪流。古典儒家主張外部政治社會的變革，要從個人內心的誠意正心開始。可是南懷瑾認為，這只是萌芽階段，改變要向外推展，從家庭、鄰里，一路擴充、推及至國家。
根據美國學者趙文詞（Richard Madsen）所著的《民主妙法：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一書指出，佛教與道教慈善團體在一九八〇與九〇年代的台灣民主化運動中功不可沒。然而在短期之內，類似的現象不太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現。中共的立場很明確，它不會容許非政府組織的成立與運作，無論其是否具備宗教背景。這就是為什麼維權運動受到全面的打壓，其他各個宗教也被限縮於提供賑濟、送終等服務，如若想要追求更宏大的目標，將會備受阻礙，至於想要推動社會改革，則純屬癡心妄想。
然而，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這些運動最終將會為更廣大的轉變奠定必要的基礎。宗教建構了一套道德規範框架，以及正義、公平、品格等人人都渴望的精神標準，這遠高於任何短期、狹隘的政治目標。
從這樣的土壤裡誕生出來的新中國，將不再只是現在我們所知的這個極度唯利是圖、有著諸多怯弱之處的強權。它將參與一場範圍遍及全球的對話，我們所有人都將受到影響：在一個凡事以經濟利益掛帥的社會中，該如何重建人與人的凝聚力與倫理價值呢？既然過去幾十年裡中國傳統遭遇如此粗暴蠻橫地攻擊，取而代之的又是一種最赤裸不加節制的資本主義，也許中國正是全世界最迫切需要尋找、重建新價值的國度。
這些盼望是全體人類所共有的，而且就像其他國家的人民，中國人相信，他們的冀望受到更宏大的力量的支持，超越世間一切法律與政權，這種力量就是「天」。正如兩千五百年以前的儒家經典《尚書》所說：
天聽自我民聽。
天視自我民視。
＊作者張彥（Ian Johnson）是2001年美國普立茲獎得主，善於社會、政治、宗教議題的報導。常駐於北京，並於當地大學授課。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八旗文化）後記。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