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慶樺專文:對人類真正的愛,平凡人辛德勒的不凡義行

2019-02-05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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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時的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取自reddit)

1963年時的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取自reddit)

拯救猶太人

一九○八年,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出生於東普魯士地區的茲維濤(Zwittau,今日捷克境內),父親經營農機工廠,他也走上機械的道路,成為一個工程師並接下父親的工廠。二十歲那年他與艾米莉(Emilie Pelzl)結婚,一九三○年開始,因為經濟蕭條,他結束家業,去另一家機械公司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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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都知道他拯救了猶太人,但他並非什麼懷有偉大志向與情操的義士,只是一般的凡人,想在亂世中存活,卻在時局中發現自己的使命。三○年代時他為德國在東歐從事間諜工作,一九三九年他加入了納粹黨,隨著德軍占領波蘭,他也得以在波蘭開設自己的工廠,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生產軍用物資。

四○年代開始,辛德勒的工廠因戰爭的緣故擴大規模,僱用大量員工,他也與軍方高層維持良好關係。而納粹開始全面迫害猶太人後,辛德勒也決定在克拉科夫(Kraków)更大規模地僱用波蘭的猶太員工,也在工廠裡收容安置,照料員工的食宿,並藉口為免影響軍用物資供給,請祕密警察不要對他的員工動手。他與艾米莉袒護猶太人的舉動引來祕密警察懷疑,曾因此被捕。在他工廠裡受庇護的猶太人員工,大約一千兩百人。直到戰爭結束前,他與妻子透過行賄納粹軍官,將約一千三百人從鬼門關前救回來。

戰爭末期,隨著蘇聯軍隊逼近,辛德勒接獲命令關閉克拉科夫的工廠,遷廠至捷克境內的布魯尼茲(Brünnlitz),雖然納粹軍方不准,他還是透過賄絡手段取得許可,將一千多位猶太員工一起帶到了新的工廠。

困頓與猶太人的友誼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辛德勒從東歐回到了德國,後來移民到阿根廷經營農場,但並不成功,債臺高築。他將妻子艾米莉留在阿根廷,獨自於一九五七年回到德國,希望處理原來留在德國的資產之後,能回到阿根廷解決債務,結果這個計畫比原先所想的還要困難冗長,辛德勒必須在法蘭克福租賃一間單人房,等待幾年後才得到約四萬五千馬克,遠遠不夠償還他在阿根廷的債務。後來,他沒再返回阿根廷,試著在德國飲料業、皮革製造業、水泥業等產業另起爐灶,但也沒能逃過破產的命運。

被留在阿根廷的艾米莉,從此沒有再與她的先生相聚。她一生支持辛德勒,包括戰時辛德勒將一千二百位猶太人列入員工名單,拯救許多並不相識的性命─雖然,她並不清楚為什麼先生要賭上自己擁有的一切資產、冒生命危險去營救那些人。她也背負辛德勒留在阿根廷龐大的債務,一九六二年時因而必須把農場賣掉,搬到一個由猶太團體B’nai Vrit提供的小房子居住,沒有健康保險,也沒有退休金,靠著救濟度過晚年。

schlist::2000年時的辛德勒之妻艾米莉(Emilie Pelzl)。(取自維基百科)
2000年時的辛德勒之妻艾米莉(Emilie Pelzl)。(取自維基百科)

辛德勒的事蹟並沒有被遺忘。德國政府在一九六五年頒發他聯邦一等服務獎章,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頒發他「國際義人」稱號,並在耶路撒冷的「正義之路」植下一株紀念他的樹,一九六八年也獲教宗頒發勛章。但是,他的國際聲望並未為他帶來什麼經濟上的好處。辛德勒自己與他太太一樣過得很困頓,六○年代時曾有電影公司與他接洽,擬拍攝關於這段義舉的故事,他自己寫好了劇本,電影公司也於一九六五年擬定知名英國演員李察.波頓(Richard Burton)及奧地利演員羅美.雪妮黛(Romy Schneider)飾演他們夫婦,但這個計畫於一九六七年確定胎死腹中,電影公司也未曾寄還他親手撰寫的劇本。

感恩的猶太人們見他困苦,發動捐款,於一九六三年募集了一筆資金;當年許多獲他拯救的猶太人已移居以色列,知道辛德勒的困境後邀請他到以色列。一九六一年,他首次踏上了以色列,從六○年代起,他在耶路撒冷與法蘭克福間來來回回,在耶路撒冷期間就輪流住在獲他拯救的猶太人家中,在法蘭克福期間就居住在孤獨的單人房裡。

一九七四年,辛德勒病逝,在法蘭克福進行的喪禮有無數猶太人前來哀悼。過世後依其遺願葬在耶路撒冷錫安山,在感恩的猶太人集資下,為他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墓園。

他的墓碑上寫著:「辛德勒,一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永誌這位拯救一千二百位受迫害猶太人生命的人。」每年無數人來訪,在他墓地上放置一塊石頭,感念他曾經證明的人性光輝。

火車站旁四號

要不是史蒂芬.史匹柏拍了《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辛德勒死後,這段往事應該也會隨著他救助過的猶太人的逐漸凋零而被遺忘。晚年他在法蘭克福的居所,是在火車站對面大樓裡便宜租下的一間小單人房,地址是火車站旁四號(Am Hauptbahnhof 4)。現在門口設置了一個紀念碑,正好是地鐵出口處。我每次經過,總要駐足看看這個地方,感嘆這樣一個在真正危險的時代為後世奠立正義與勇氣規範的人,晚年竟如此窮途潦倒,病居鬧市。

紀念碑旁是一間愛爾蘭酒吧,來來去去的旅客與酒客們,無人抬頭看這塊鑄著他的頭像與他的事蹟的紀念碑。但他的事蹟不該被忘記,至少我不會忘記。

談到個人與威權體制的關係時,艾希曼是最知名的案例,學者喜歡提起這個名字,以探討個人如何無條件服從威權體制,進而成為共犯。而如果要說起在獨裁政權下嘗試與邪惡周旋,嘗試在絕對的暴力中拯救無辜者,在火車站旁四號孤獨度過餘生的老人,正是最佳例證。他證明了,不需要是偉大的人,一個平凡人也擁有在邪惡的世界裡開出善之花朵的潛力。

辛德勒與他的妻子艾米莉,在亂世中以經營軍用物資工廠維生,卻也在過程中發現自己的使命,挽救了約一千三百名猶太人。

如果沒有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辛德勒夫婦原本可能會逐漸為世人遺忘,但猶太人不曾忘記過。辛德勒在錫安山的墓園每年有無數人來訪,感念他的不凡義行。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立體書腰版。(春山提供)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立體書腰版。(春山提供)

*作者蔡慶樺,一個有德意志靈魂的臺南人,政大政治學系博士。曾派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現任職外交部。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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