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為了清理第三帝國留下的歷史，德國曾有過多次審判，以釐清罪責問題，例如紐倫堡大審及法蘭克福大審。而在這些審判中，不斷被爭論的難題是：任職於第三帝國裡的公務員們有什麼責任，甚至罪過？尤其在鄂蘭於六○年代寫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後，法學界與政治學界更必須質問：面對不當命令時，甚至不正義的政權時，公務員行動的準則究竟在哪裡？在什麼界限上，公務員可以斷定某個命令違背了人性、道德、甚至上帝的旨意？究竟什麼時候必須違背「服從」義務，而遵從另一個更高的準則？
這些問題如此困難，也沒有標準答案。每個必須做出這種艱難判斷的處境皆不相同。有些人始終忠誠履行公務員義務；有些人看到體制的問題，但袖手旁觀；某些人想改變什麼，卻認為個人始終無能為力而放棄；有些人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但付出的代價太高，因而卻步；有些人只是蒙上眼睛，假裝一切都不曾發生。
但是，還是有少數人，在每一次困難的生命情境中面對自己的良知做出判斷，即使面對的是承受不起的代價。
在職責之外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到二月二十六日，在柏林的德國外交部總部中庭，舉辦了一個特別的展覽：「在職責之外─被授予國際義人稱號的外交官們」。這些外交官的故事，正可以與鄂蘭筆下那個忠誠於服從命令的艾希曼對照，顯現出不一樣的公務員職責。
「國際義人」是以色列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受以色列國家委託，頒給那些基於公義與良知在納粹暴政時期幫助過猶太人的非猶太義人。這次的展覽，就是德國外交部與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合作策劃，展出了英、日、德、祕魯、土耳其等二十一個國家三十六個外交官的義行。
這些外交官在納粹暴政期間，對與自己非親非故、受到迫害的猶太人伸出援手。如展覽名稱所示，他們都在職務要求外，多做了未被要求、但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情，拯救了許多原將犧牲於法西斯主義下的性命。
其中有些人冒著性命危險，有些甚至不惜違背上級命令，不惜失去外交官的工作，只為了幫助素昧平生的受苦者。德國外交部長加布列爾在展覽開幕致詞中問道，究竟外交官的職務是什麼？「我相信，這個展覽已經為我們展示了答案。我們也必須慶幸，今日要完成職務，我們所需要的勇氣，不像這個展覽裡被介紹的案例一樣那麼多。我很高興，今日外交官們只需在極為罕見的情況下違抗政府命令，以按照其良知行事。因為人性是我們今日的憲法、也是政府成員良知的準則。」
展覽的內容展示了這些外交戰場上的平凡之人，做了不平凡的事。例如中華民國的外交官何鳳山、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等。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下場悲慘，例如瑞典派駐布達佩斯的華棱貝格（Raoul Wallenberg），他不只核發簽證給猶太人，還為被困在布達佩斯猶太隔離區的人設立臨時住處與張羅糧食，並在匈牙利到奧地利邊境的「死亡行進」中救出了數百位猶太人。但在戰後俄國紅軍攻占布達佩斯之後，華棱貝格行蹤不明，消失在歷史中。
其中一位令人欽佩的外交官讓我印象深刻，他展現了不可思議的巨大勇氣，完成了別的外交官無法完成的職務。他是葡萄牙駐法國波爾多的總領事索沙門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
無法坐視眾人痛苦的抗命者
根據德語維基百科，索沙門德斯出身富裕家庭，法學系畢業，原考取律師執照，但選擇加入外交工作，於一九三八年開始擔任駐法國波爾多總領事，當時已經出現猶太人逃亡潮，而尚未陷入納粹控制的法國與葡萄牙，就成為逃亡者的希望之地。可是，當時的葡萄牙在威權獨裁者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統治下，薩拉查曾發布公文，要求葡萄牙的外館不可以核發簽證給流亡猶太人及其他國籍上有問題的人，而一九四○年德軍控制法國後，想越過邊界逃去西班牙的人湧入了葡萄牙使領館─因為當時西班牙的政策是，只有擁有葡萄牙簽證的人才准予放行。
為避免太多難民湧入，維護國家穩定，從里斯本來的命令於是更嚴禁葡國外交官們發給流亡簽證。四月二十三日，外交部即發電報給外館，要求嚴審申請簽證者的猶太身分：「對於猶太人的護照，除非獲得外交部許可，不得發給簽證。」五月十七日再發電報，強調「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在未獲授權下核發簽證。
索沙門德斯在與其妻子徹夜長談後，做出這個艱難決定：不遵守命令。他不停發簽證給所有流亡者，並為那些窮困者免除申請費用。甚至透過他的影響力將意願傳達給當時葡國駐法其他外館，要求其他外交官們也比照辦理。在他的幫助下，無數難民取得簽證，得以穿過西班牙抵達葡萄牙避難，其中也包括知名畫家達利與他的家人。
一九四○年六月二十日，葡萄牙政府要求這位抗命的總領事立刻離開駐館，並派了兩個人去解送他回國。在離開前的最後一天，他對著前來申辦簽證的難民說，他將離開這個崗位，但他願意免費為所有人辦理簽證；二十三日他離開波爾多，返回葡萄牙的路上，他都還一直為難民核發簽證。二十四日，薩拉查宣布，所有從波爾多核發的簽證一律無效，並要求駐法大使館此後只發簽證給非猶太人，他用的詞彙是「純淨之人」（gente limpa）。
一九四○年八月，索沙門德斯在葡萄牙接受審判。在戒律委員會上，這位虔誠的基督徒陳詞解釋抗命救人，是因為他無法坐視那些人的苦痛。最後他被判有罪，被外交部停職後強制退休，絕大部分退休俸被取消，並吊銷律師資格，全家陷入經濟困境。索沙門德斯變賣所有家產後，困頓難挨。之後，幸有葡國猶太社群伸出援手，將他的小孩送到美國求學，稍解其困。
忠於憲法與上帝
為什麼索沙門德斯這麼勇敢無私？因為他有高於政治意識形態的行動倫理準則。他的準則，首先來自法律人的良知判斷。他認為政府的命令違憲。他曾對求助的人們說：「我無法坐視你們這樣死去。你們中的許多人是猶太人，而我們的憲法清楚地主張，外國人的宗教與政治信念都不能做為拒絕他們留在葡萄牙的前提。我決定忠於此原則。我不會棄守，唯一忠於我做為基督徒的信念的方式，就是以合乎我良知的方式行動。」戰後，他向國會申請平反時，也敘述當年抗命的理由，是要使那明顯違反憲法保障的自由與信仰不受侵犯。
他的忠誠不只對憲法，也對上帝，這是超出俗世政權的更高準則。在決定抗命那一天，他說：「從今日起我遵照我的良知行動。做為基督徒，我沒有權力讓那些女人與男人死亡。」被解除外交官工作後，他說：「即使我被解職了，做為一位基督徒，我還是只能這麼做。」在展覽的文宣影片中，也引述了他一句話：「我將站在上帝那邊對抗人，而不是站在人那邊對抗神。」
需要平反的精神價值
幾年前，一部群眾集資拍攝的紀錄片《多虧索沙門德斯我才活著》（I AM ALIVE thanks to 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問世。這部紀錄片在葡萄牙的小鄉鎮帕薩爾（Passal）拍攝，那裡正是索沙門德斯的故鄉。多年後他的故居逐漸傾壞，在曾受他幫助的人之後代發起募款及葡萄牙政府出資下，這棟房子才得以整修。落成時，許多這些感念他的人來到這裡，有些人當年從這位外交官手上領過簽證時，不過五、六歲，他們知道，倘無這位陌生人相助，他們家族斷無生路。許多人帶著當年他們先人的護照，上面正是索沙門德斯簽署的救命簽證。
影片中，索沙門德斯的孫子說，他祖父代表的意義是歐洲的價值，歐洲值得保存的不是什麼建築或經濟價值，而是這樣的精神價值。他說得對，但其實不只歐洲需要這樣的價值，這樣的人；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地方，都需要這樣的人為我們見證人性的尊嚴與價值。
＊作者蔡慶樺，一個有德意志靈魂的臺南人，政大政治學系博士。曾派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現任職外交部。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