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於歷史的真正拒絕就是無言的，如《紅樓夢》，如王國維，如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也正因為這樣的無言，使拒絕本身構成了歷史的向度乃至歷史本身。因為《紅樓夢》的存在，因為王國維的自沉，因為《柳如是別傳》，在人們說歷史是帝王將相的歷史、農民起義的歷史、改良開放的歷史、科學民主的歷史的同時，我們同樣可以說還有生命本真的歷史，文化精神的歷史。語言並不是歷史的真正主宰，暴力也不是歷史唯一的動因，在歷史的衰敗時期，無言的拒絕構成了對衰敗最為根本的終極批判。
與洞若觀火的王國維相比，梁濟之於歷史總有點隔霧看花，從而就感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文化倫常立場指斥歷史的衰敗。這樣的儒生意氣，頗近於林紓，但有別於王國維。作為歷史的終極批判，王國維的自沉觸摸到了歷史的根本癥結，亦即陳寅恪曾隱約所見的中國歷史之於審美精神的缺乏。當王國維感慨「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感慨中國文化中「美術之無獨立價值也久矣」的時候，他所洞見的乃是文化命脈自周秦以後的某種殘缺及其由此殘缺而導致的式微。當王國維指出西方的哲學思想分為「可愛而不可信，可信而不可愛」二種類型時，他所發現的是這二種哲學之於中國文化的共同闕如。因為在先秦以降的中國文化體系中，既沒有「可愛而不可信」的純粹哲學和純粹美學，也沒有「可信而不可愛」的理性邏輯和實證科學。
基於文化的這種巨大空缺，王國維選擇了無言的自沉，一如賈寶玉基於以女神、愛神、詩魂林黛玉及其大觀園女兒世界為標記的生命和真理的的泯滅和失落，最終懸崖撒手，將一個沒有愛和歡笑的世界連同一部沒有審美向度的歷史一起從他的生命中拋了出去。然而，又正是這樣的自沉和這樣的撒手，為歷史確立了存在的維度，從而向一個殘破的文化空間注入了本真的生命元氣。就這樣的意義而言，王國維的自沉和賈寶玉的撒手，與《紅樓夢》開卷所描述的女媧煉石補天具有同樣的歷史文化意味。或者可以說，王國維和賈寶玉一樣，乃是女媧所煉之石，只是賈寶玉作為一塊頑石是由以林妹妹為首的大觀園女兒們的淚水所洗淨，從而成道為玉的；而王國維作為一個蓋世學者則是由他自己的悟性和在這悟性導引下的著述完成生命的修煉和昇華，最後以自沉的方式將生命停格為歷史的審美向度和文化精神的本真維度。在此，生命作為一種人世的生存體驗是苦痛的，但作為對這種苦痛的直面又是有境界的，因為生命藉此，在一部害怕悲劇、規避悲劇以掩飾這種規避背後對生命的種種屠戮的既殘忍又虛偽的歷史中，開啟了悲劇的序幕，並且在開啟方式上選擇了無言的古雅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