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國維自沉面前領悟最深的陳寅恪，其整個生命就因為這樣的領悟而被王國維之死點亮。早年陳寅恪尚存河汾之志，胸懷經世之學。儘管他早就看出中國歷史在審美向度上的闕如，在致友的信中指出「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實用，不究虛理。」但他同時又認為：「而救國濟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也即是說，他一方面看出先秦以後以孔孟為基調的中國文化的不究虛理，一方面又把虛理看作是救國濟世的根基。及至王國維自沉，他才恍然大悟：虛理與濟世並不全然一致，文化精神並非與歷史進程並行不悖。由此，他認領了自己的文化角色，不再志在河汾，而是壁立千仞。以著述《柳如是別傳》了卻餘生。好比《紅樓夢》從大觀園女兒世界揭示了整個歷史的淪喪一樣，《柳如是別傳》經由對一部明末清初王朝興衰異族侵伐的歷史的悉心考察，寫出了一個身為下賤心比天高的才情並茂的燦爛女子。《資治通鑑》式的歷史風雲，在柳如是這樣的女子面前全都成為陪襯的背景。陳寅恪以此如同《紅樓夢》那樣為歷史確立了審美向度，其意味又一如王國維的自沉為一部行將迷失的歷史樹立了空谷跫音般的文化精神。陳寅恪沒有像王國維那樣自殺，但他晚年所致力於的鉅著《柳如是別傳》卻獲得了與王國維之死同樣的精神芬芳。
與這種生者與死者的相通相反，與王國維差不多相同時期的梁濟之死卻沒有獲得與王國維全然相同的意味。梁濟的品性不在伯夷、叔齊之下，其文化人格也為同時代的許多文化人所不可比肩。他的自殺表明了一種真正的遺民秉性，在生命的自擇和自覺上幾乎與慷慨赴義的譚嗣同相近。然而，梁濟死得太明確。他在他一再表白的洋洋數萬言的遺書中將其自殺的濟世意味闡說得清清楚楚。梁濟赴義的英勇令人欽佩，更毋需說其中蘊含的耿直和剛烈，但遺憾的是，他的智慧還不曾抵達真理的無言境界。本真的文化精神如同生命的真理，乃是無以言說的；王國維自沉式的自覺性不在於在死亡面前的宣言，而在於在死亡面前的沉默。正如生命的被拋是無聲的，生命的棄世也同樣是無言的。相對於王國維死得天然，梁濟死得充滿戲劇性，如同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李爾王那樣向世人朗誦了一段段長長的內心獨白。作為一種品性或人格，這無疑也是高尚的，足以令人肅然起敬，但作為文化精神、作為本真的真理，過多的告白卻沖淡了真理的本真意味。語言的芬芳之於感受者，不在於言說，而在於心領神會。王國維之於他的自沉，幾乎不著一字，但領略如陳寅恪者便領略了，而不領略如眾多庸常文人政客者也就不領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