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家艾未未退出了原定在丹麥舉行的兩場展覽，以抗議丹麥議會一月二十六日通過的沒收難民部份財產的法律。他向媒體表示﹕「我覺得這是一大倒退，這種做法是對人類最基本價值的忽視。」丹麥政府這新引進的法規，給予當局權力搜查並沒收難民身上帶著價值超過一百鎊的物品。這讓人忍不住連想到二次大戰期間逃難的猶太人在歐洲各地受到的對待。
丹麥的政治庇護申請人數向來偏低，在二零一四年之前一直都是每年在三千到五千人之間。自敘利亞往歐洲的逃難人數增加時，丹麥在二零一四年也僅收到一萬五千份庇護申請，其中只有六千人獲難民身份，被允許在丹麥停留。到了二零一五年，當德國接收了八十萬名難民時，丹麥才收到一萬八千多份庇護申請，其中只有一萬人獲得難民身份，停留丹麥。
丹麥這個國家的經濟環境從未受到難民人口的影響，對所謂「侵略」的恐慌是政治操作的結果。對此，丹麥知名作家馬丁彼得森(Martin Petersen)看得很清楚。馬丁彼得森長年來撰寫歐洲的移民與難民議題，他說他的最終目的是要讓歐洲人能去想像他人的位置和處境。他說，他對丹麥議會通過沒收難民部份財產的法律，感到羞恥和悲哀。
彼得森曾於一九九五年在克羅地亞的一個難民營裡當義工，幫助波斯尼亞難民，給那裡的青年和兒童上課。「後來，我學了義大利語後，在義文報上看到許多有關跨越地中海來到歐洲的難民的報導，他們之中不少人在途中遇難。這類的報導在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一年期間的丹麥媒體上，是幾乎不存在的，」他說。
「義大利記者格提(Fabrizio Gatti)的暗訪報導讓我印象深刻，他進入了難民的生活環境，做了深入瞭解，然後透過文字將它呈現出來。我決定去[義大利的]蘭佩杜薩(Lampedusa)瞭解那裡難民的處境。在那裡，讓我難忘的是我認識的一位來自迦納的青年。他獲得了義大利的難民身份，目前在蘭佩杜薩上中學。他在語言方面有很大困難，經常要向來這裡已久的移民尋求幫助。語言經常讓他處於劣勢，這位青年總是得開口問東問西，好像什麼都不懂。而有一回，他在喝茶休息時，我趁機跟他聊到迦納。他一下子精神振作起來，用混合的義大利語和英語，告訴我迦納的一切，政治，經濟，無所不談。他很開心地向我介紹迦納，一下子，他成了什麼都懂的青年。他對迦納社會很有分析能力，而他僅僅十八歲。」
「在蘭佩杜薩，讓我驚愕的是看到義大利的難民接收處是如此經營不善，他們對難民是如此殘酷... 難民營裡好幾個月以來沒有提供棉被，睡鋪，沒有合格的盥洗設備，讓我不敢相信。大家只能睡在地上... 難民營太過擁擠，致使它不是一個安全的庇護處。擁擠和惡劣的條件，自然引起人們不滿。而工作人員對這無可避免的衝突的處理方式卻是暴力。難民被工作人員毆打，或以種族歧視的語言對他們說話。」彼得森將他在蘭佩杜薩的所見寫成了小說《出糖城紀》(Exit Sugartown)。他說他無法真正知道這部作品對丹麥社會的影響，但他認為，看了這本書，「如果丹麥人對來自不同背景的，不瞭解的，甚或不喜歡的他人，能開始有一些概念或感情，都是件正面的事。」
自尋求庇護者的人數增加後，歐洲可說經歷了一場「良知的測驗」。彼得森表示：「幾年前，在丹麥很少人知道蘭佩杜薩，馬爾他，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發生的事，也沒有什麼興趣去瞭解。但從去年(二零一五年)九月，他們看到敘利亞難民徒步高速公路，很多人才睜開了眼。他們的反應有很多種：有人在天橋上向難民吐口水；也有人開著車，主動提供便車給難民，載他們到哥本哈根，讓他們能更快到達他們的目的地瑞典。而有些對難民伸出援手的丹麥人竟被帶上法庭，並可能被判人口販運罪，而這些人是免費提供交通工具給敘利亞難民，幫助他們從德國邊境搭船或過橋到瑞典。」
丹麥政府搜查並沒收難民部份財產的新法的藉口，是要以沒收的財產來「支付難民的食宿造成的負擔」。彼得森反駁﹕「我認為歐盟各國應分擔接收難民的責任。如果二十八個歐洲國家都願意接收難民，那麼接收和整合的過程一定不會成為各國資源上的負擔... 我支持那些協助難民的志願運動，在丹麥叫做『好公民』(Venligboerne)，這些志願者組織起來，以良善的方式來接收難民。」
新法已受到各人權組織的譴責，包括丹麥的國家人權機構，都表示這新法直接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的第八條。彼得森指出：「這套法規最不人道的一部份，是規定難民必需等待三年，才可申請讓家人來到丹麥。」並且，難民的停留時間從五年縮減到兩年，難民更難得到永久居留權。同時，在新法下，難民在丹麥的停留期間更不好過了：有孩子的難民家庭，不再有權住在難民營外。
中間偏右的執政黨Venstre的新法，受到反移民政黨「丹麥人民黨」的支持，竟也得到反對黨丹麥社民黨的背書，主流政治裡沒有反對的聲音。執政黨信心十足，聲言這新法的目的是要遏止尋求庇護者來丹麥申請難民身份。「很不幸地，丹麥有百分之二十的選民支持丹麥人民黨，他們不僅支持新法，還希望法規更嚴，」彼得森說。
「丹麥人民黨的選民之中，有不少是過去工黨的支持者。但這些選民現在已是反歐盟，反移民的。他們要的其實就是封鎖邊境。」 據統計，丹麥人民黨的選民多集中南加蘭(Jutland)和其他邊緣地區，這些地區有嚴重的失業問題，並同時是政府公共設施裁減的前線地區。丹麥人民黨的選民多為男性(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八)，年齡偏高(百分之四十三的中心選民是在六十歲以上)，較育程度偏低(百分之十九的選民僅受過九年基本教育)，低薪(百分之二十九的選民平均家庭收入在一萬五千鎊到三萬鎊之間)。他們多為技術和低技術勞工，以及失業人士。
勞工階級社區裡資源的較為缺乏，致使他們很容易拿外來者當代罪羔羊。比如，社會住宅的缺乏，經常使人們無理性地怪罪外來的難民，認為他們的難民身份帶給他們優勢。在這類經濟蕭條的社區裡，人們對未來不抱希望，他們的經濟邊緣地位，以及與社會的疏離，早已成為種族仇恨發展的沃地。不僅是丹麥，這也是全歐右翼民粹政黨的社會基地。
這個發展也讓丹麥和其他北歐國家原有的「人權國家」形象大為受損。過去的民族主義者，都以自己國家的良好形象為傲，要標榜本國的福利社會，道德標準，和對「外來者」的基本人道對待。而如今，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者為了保有本國文化的純粹，不惜破壞自身形象：丹麥政府如今向外打廣告，告示尋求庇護者，丹麥法規的嚴峻，以及丹麥是如何不適難民居留。丹麥政府最近在黎巴嫩媒體上刊登的這類廣告，已引起國際社會的譏諷。而這些廣告也已達到了政府希望的效果，尋求庇護者多不願選擇丹麥這個不友善的國家，過境丹麥的多數難民，都前往瑞典，不敢在丹麥申請難民身份。民族和種族主義已發展到連面子(也就是「民族尊嚴」)都不要的境地，朝往排外的鎖國理想，這真是歐洲目前最可懼的趨勢了。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