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歷史系畢業後，阿海留在北京，於1985-1988年間，被政府分配至官方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助理編輯和編輯。阿海於此獲得專業的編輯訓練，期間，他撰著了《二十世紀西方文化史掠影》（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一書。對我們那一年代地下作家來說，1980年代是瘋狂了解、閱讀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學的年代，能在一間官方的出版社出版介紹西方文化史的書，令我艷羨，也讓我對阿海刮目相看。
1989年前後，我們先後去國。我以詩人和編輯身分赴美國作文學訪問，阿海和他的妻子（後離異）先後前往瑞典哥登堡（Göteborgs），他在哥登堡大學（Göteborgs Universitet）歷史糸讀研究所。1989年6月，中國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學生運動及政府的軍隊在北京屠殺學生和市民事件，在這個既是歷史也是個人人生的轉捩點上，我們徹底失去聯繫。
1994年，阿海的女兒在哥登堡出生，因為父母親均在身旁，她告訴我，她有著美好的童年回憶。
2000年至2005年間，阿海返中國長居，但我對於他此期間的生活和發生了什麼，一無所知。他回中國那年8月底，我因「非法出版」文學刊物罪，在北京被羈押入獄後，經美國國務院強力運作，出獄，被遣送美國，開始流亡生涯。我和阿海在中國錯身而過。
2005年，阿海與現任妻子結婚，亦離開中國，先移居德國柏林，數年後，再赴德國中部購房定居。
一別十九年
再次見到阿海，是在2007年2月於香港舉辦的國際筆會「中文世界的作家──文學交流」亞太地區會議上，這是國際筆會自1921年創會以來，第二次舉辦亞太會議，共有一百多位來自中國、香港、台灣、日本、歐洲等國的作家及筆會官員與會。那是真正的久別重逢，看著他黑臉大漢的神情及變得碩大的身形，我幾乎不敢相信，脫口而出：「阿海，你小子怎會又高、又壯，我都認不出了。」他依舊噴雲吐霧，煙不離手，可接來送往、籌備會議的幹練，早已不是當年那個一臉稚氣的青年詩人。
2009年10月的法蘭克福書展，我們再次相聚，並在總部於德國法蘭克福的人權國際（IGFM）論壇上共同擔任主講人。
隱姓埋名的高產政治作家
從2006年起，阿海中止了中西比較史方向的學術著述和散文創作（註7），漸漸轉型成了黨國高層政爭內幕、黨國高官艷情及黨國政要家人口述史採編的政治作家。他每年多次往返德國和香港，以就近了解、追蹤當代中國的政治動向。
2006年起至2013年間，他和香港著名政治文化雜誌《前哨》總編輯暨夏菲爾出版公司老板、前文學評論家劉達文，成為亦師亦友的莫逆之交，甚至在該公司有了一張辦公桌，他可隨時來此撰文、編書，學習出版與發行。在此期間，他既了解了香港出版社如何運作，也經由跟著專擅政治類書發行的劉達文妻子批單發書、下倉庫查書，言傳身教間，熟悉了香港書籍的發行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