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英國BBC記者致電瑞典外交部，詢瑞典公民阿海在泰國「被失蹤」一事，瑞典外交部回覆，已獲悉。並表示，瑞典政府將就阿海被失蹤事件展開調查。
11月17日，阿海「被失蹤」一個月。國際出版人協會（International Publisher Association）和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註6）聯合發表了對這位華人作家和出版人失蹤的強烈關注聲明。
11月20日，瑞典警方正式通知阿海家人，將派員至泰國，尋求泰國警方合作，以尋找桂明海博士的下落。
1984，北京
我和阿海相識已逾三十年。
我們的友誼可追溯至1984年的北京，「阿海」是他作為青年詩人時的筆名。
1984年的北京，似某個寒意未消的初春下午？我正窩在海淀區北京工業學院（現名北京理工大學）家屬院二樓小公寓局促的單間內，忽有敲門聲，那人邊敲邊用寧波腔北京話問：「貝嶺在嗎？」我打開門，一個圓臉，菸不離口的年輕人，就這麼貿然找到我。他拿出一首油印長詩，自我介紹：「阿海，北大歷史系學生，寫現代詩。」
那是鐵幕雖已拉開，可專制控制仍嚴酷，書解禁，「離經叛道」的西方文學和思想洩洪般湧來的年代。那時，文學興起、詩是救贖。文學青年的結識是以詩當名片，以詩自薦。當年，家中沒有電話，若想結識某人，需想方設法找到對方住址，直接打上門去。幸，得識；不幸，留字條，改日再訪。我不知那是阿海第幾次打上門來，在寫詩、地下詩圈人脈、地下詩江湖上，我比他略早了半代。
兩所大學都位於北京西郊。從北京大學學生宿舍騎自行車到我獨居的北京工業學院小公寓，只需半小時，1984至1985年間，他三天兩頭往我那兒跑。我的來訪朋友雜，或許，他就是衝著能在我處遇上社會上的三教九流而來。他害羞卻不寡言，興致高昂闊論起來，全不管他人是否聽一位毛頭大學生的高見。他菸癮極大，我也抽菸，但他抽得比我兇，一根接一根，小小公寓裡，滿是他吞雲吐霧後的煙霧。通過我，他認識了一些大學以外的詩人、藝術家朋友。有時，我會帶上他一起騎上半小時或一小時的車進城，間或在三里河住宅區詩人畫家嚴力家小憩，又或直奔地下詩人的室內聚會，如追思會般嚴肅，詩人們朗詩或侃詩，一個比一個進入角色。
有時，週末之夜，我還帶他直奔三里屯或建國門外西方外交官公寓的晚會，我們必須將自行車停在建國門友誼商店外的存車處，然後，在商店大門前換上老外的行套，不外乎是洗得發白的纯棉斜纹布蘋果牌（texwood）牛仔褲，或靛藍色、簇新的Levi’s緊身牛仔褲，再套上一件名牌紅羽絨服或Ｔ恤衫，歸國華僑的感覺有了，再在公用電話廳致電外交官友人來接人。十分鐘後，友人開車在商店大門外接上我們，三拐四拐，隨即駛入外交官公寓小區，當車子經過門衛室時，便衣警察和持槍士兵用鷹隼般銳利的眼神打量著車內的我們，我強裝鎮定，而阿海則屏住呼吸，那是「華人與狗禁止進入」外交公寓的年頭。我們潛入老外家，在震耳欲聾的搖滾樂聲中狂歡，享用免費、無盡暢飲的各類名酒和紮啤。那是我和阿海共同的1980年代青春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