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架上滿是各種鮮艷的色彩：紅色、藍色、黃色，都是原色系的。食物架上印著微笑著的老虎、小獅子、松鼠、鸚鵡、雞、狗、貓，微笑著的明星，有成就的運動員送上一堆像雪團一般白的螺旋狀的多穀物早餐，多種形狀，多種口味的：蜂蜜、水果、核桃、肉桂、巧克力。另為了讓孩子們回復健康，也在包裝盒上畫著一杯滿溢的牛奶。一位體型像兩個甚至三個女人那般胖的女士，一頭蓬鬆散亂的金髮，碧藍的眼珠，一件深粉紅色慢跑褲。她拿著一盒寫著Trix的早餐穀片，上面還畫著一隻兔子。一副懷疑樣，她重新把盒子放回去。那肥胖的女士很吃地推著一台不太滿的推車往前走。她氣喘吁吁地走的，行動極為緩慢，雙腿不停的碰撞，看來不太能支撐她的重量。
「不好意思，我拿不到上面的那一盒。」
那盒應該是她拿得到的（超商可不想讓消費者錯過消費的任何機會）但那位太太拿不到。
「這便宜得多了，知道吧？」
我幫她拿一盒沒有圖畫的早餐盒，上面寫著「健康得不得了」的廣告詞。女士看一看，向我道謝，放入她的推車裡，繼續氣喘吁吁地走。在她的推車裡有一包超市品牌的麵條，兩打蛋，三包奶油麵包，六罐起司通心麵罐頭，其他種類的罐頭，兩卷廚房用紙巾，一盒家用洗衣粉，兩盒果膠和待放烤箱加熱的蛋糕，三公斤糖，兩盒香草冰淇淋，一罐兩公升的美乃滋，三盒各十二條的香腸，一隻死的雞。
「我的孩子也喜歡吃這些。」
這位女士名叫瑪瑞絲卡（Mareshka）：她說她叫瑪瑞絲卡，又向我抱歉剛剛要我幫她拿那一盒，但也說她的身體實在是負荷不了了。我不敢問她負荷不了什麼，但她說她經常來「全家一元」（Family Dollar）買東西，「全家」是賓漢頓（Binghamton）旗下最便宜的超市。然後瑪瑞斯卡看我一下，用那深沉的眼神看我，帶著一絲哀怨的說著，好像我問她另一個問題般，那我最想問的一題。
「我不窮，我有工作的。我什麼人都不求的。我們從來什麼都不求人的。」
之後，瑪瑞絲卡走出了超市，在半遺棄的灰色人行道上。那「我們」就是她的上幾代。之後她跟我說，她的曾祖父母一百年前從波蘭移民過來，因為這兒有工作，所以他們留在這。
「可憐啊，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現在過的模樣。」
「你不會因他們選了這麼糟糕的地方定居感到生氣嗎？」
「我還怪他們什麼啊，可憐的老傢伙們。至少死的時候是安穩的，不需要面對這些。我想我寧願這麼想。」
賓漢頓（Binghamton）是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小城市，離市中心約三個鐘頭車程：離全球權力中心僅三個小時。距離白人拓荒者驅走印地安人，然後一個白人獨佔著這全部的年代已超過兩百年了。威廉‧賓漢頓（William Binghamton）先生買下了這片土地，且掛上他的大名。這裡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經是個很繁華的地區，非常具潛力，這一區能接到部分出海的港口。然後西元一八五〇年火車出現，工業開始興盛，移民潮蜂擁而至，銅板聲響清脆的碰撞。賓漢頓在那些日子的重要性，讓這一區蓋了美國第一所治療酒精上癮的療護中心——紐約州戒癮庇護所（New York State Inebriate Asylum）。之後波蘭人、德國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陸續進駐，那些創造美國的移民，創造了一段輝煌時期。
他們將之稱為機會之谷：城市不斷的擴張，開始蓋起虛幻而不實的漂亮房子，橋樑、教會、公園，還有那IBM企業。繼二次大戰後，賓漢頓達到城市發展的巔峰：在這發明了模擬飛行器；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 company）在這製造武器，軍事監視設備類的尖端科技武器是他們的專長。但冷戰的結束，讓他們的生意大打折扣；當攻擊共產黨不再是賺大錢的生意，工廠一一倒閉，或遷到更適合經營的地方。因一個特殊的詩學正義的情況，在打贏這場戰役後賓漢頓城失去了工作、人民、希望；現在，這個城市比一百年前的人口還要少：若包括其郊區的居民頂多只有二十五萬人，而且每四個就有一個活在貧窮線下。
現在，賓漢頓最好的房屋變成了一間間的小銀行、大型殯儀館、各式各樣的教堂，他們的重點可清楚了，賓漢頓的購物區在城市外圍，一個像鬼城的中心，破舊的街道，被遺棄的住宅，二流的大學，和一份宣示「全美國僅餘的一百五十個旋轉木馬，其中的六個就在此市」的驕傲。這城市的消息不時也上報：比如說，西元二〇〇九年四月，一個自越戰退役的軍人走進位於前線街（Front Street）的美國公民協會（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射殺了十四個人。或去年，當蓋洛普（Gallup）在這城市進行民調，發現這裡是全國有最多悲觀人士居住的地方，或是天空最為髒污的城市。或根據最新數據，將這城市列為全國前三名有肥胖人士的城市之一：超過該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七點六的居民。
西方文明可是超級肥胖的：脂肪多、油膩且粗壯
未來當字典定義這些詞彙時，肥胖（obesity）的意義將為應受到譴責的肥大，具有危險性的。
瑪瑞絲卡的祖父曾經營一家香腸店，自製自售。他的父親不想碰這麼多肉，所以到IBM公司當工人。當賓漢頓城的工廠逐一關閉時，他只好回去接家業，他感到很悶，生意也很快就瓦解掉。瑪瑞絲卡當時已經三十歲了，已經結婚並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她試著開一家美髮店，但沒成功。她的先生是公車司機， 他們就這樣想辦法生活。
「那時那銀行的女人說服了我們。她說什麼我們能夠買一個房子，還比租金更便宜。那不是真的，她說的不是每一件事都是真的，但我們想要相信她。」
他們買了一棟六萬美元的房屋，銀行貸款給他們，而且很漂亮呢。她跟我說，你沒看到，是那種小木屋的，還有後院、前廊、兩層樓、三個臥室，非常可愛。她說著，然後臉沉了下來。因為她先生在西元二〇〇八年去世，剛好是那一年，而她一個人沒辦法繼續支付房貸，所以銀行收回了房屋。
「對啊，是心臟病發作去世的。」
她跟我說，而我不知道是否該問他是否也很肥胖。她看著我。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沒錯，他沒好好照顧自己，但至少還能再活久一點，對吧？一定可以的。」
現在瑪瑞絲卡幫一個表姐管理一家店。賣啤酒、香菸、報紙、彩票、小零嘴，每月領兩千美元。她的三個孩子介於十三到二十一歲間。
「他們一天到晚都要吃的。你叫我拿什麼給他們？」
「妳領那樣的薪水難道沒資格申請補助，食物券什麼的？」
「是，權力我有，可沒意願。我不想。我能夠維生，不想任何人送給我什麼。我是個美國人。」
「我是美國人（I'm American）」，她說，
好似那幾乎代表一切。
幾年前美國政府將一種特殊疾病放在前鋒的焦點位置：肥胖。
開始懼怕這疾病是近幾年來最極端的文化轉變。好幾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的社會裡，身為胖子是種奢侈：能夠吃到多餘的份量，在自己的身軀裡浪費那財富，並有所炫耀，這是另一種權力的展示。
甚至才幾十年前，肥胖是個不容置疑的富有表徵。那些肚皮快要把戴有金鍊條、隨身錶的外衣撐破的皇室、大官、教皇、財閥們，那些戴著帽子的豐腴女士們，或歌舞劇的女演員們，都用那些脂肪當作她們的獎賞。 在一個當勞動讓身軀瘦下來的年代，一個肥胖的身軀是一種不事塵勞的炫耀。在一個當吃食是種特權的時代，一個吃得到想吃的，並且吃得比需要的還要多的身軀，是一個令人想要展示的體態。但之後，肥胖開始退流行。首先，反主流文化的年輕人視其為資產階級的象徵。隨後，資產階級者認為他們也該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做靜態的工作讓人肥胖，運動需要花錢和運用自由的時間，他們該要展示一個充滿纖肌和有運動性的身軀了。然而把肥胖視為疾病是還不到二十五年歷史的。
而當然啦，有錢人因此也不再是肥胖的了。
一般說來這有那麼點可惜。我們認為肥胖是被暴露在外的個人缺失：一個沒辦法充分掌握自己身軀來變瘦，無法控制身體的人。但是，逐漸的，這也形成了社會歸屬的訊號，只不過是社會的另一個極端肥胖越來越是個貧窮的象徵。
醫師們歸咎肥胖為心臟血管疾病和其死亡，部分的癌症，以及那項文明病——糖尿病大增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們想要精確的界定它，使用「身高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 的公式：一個人的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這指數介於二十五到三十之間，則這個人超重；若超過三十，則那個人是肥胖的。
這標準是嚴苛的：我，一百八十五公分高，重九十公斤，有輕微的超重，BMI值為二十六點二。雖如此，我依然是在多數拉丁美洲男性的平均值之下：二十六點七。若是肥胖，則應該要重一百零三公斤。
以這樣的嚴格計算方式，就不難接受全球有十五億超重的人口；肥胖人口則佔其中的三分之一：五億人。這些數據造成了一個很值得注目的現象：世界是如此的扭曲，居然讓營養不良和營養過剩的，飢餓和胖子的人數差不多。且，不論是默許或明示，一些人缺乏的食物被另一些人拿走了：胖子吃著飢餓的人沒得吃的。
聽來像是對幾乎所有事情一種還不賴的解釋，但就像幾乎所有的事情一樣，這不是真的。
「他們說我們需要吃健康的。誰哪有錢去買健康的食物？要有錢才買得起那些蔬菜和水果……」
「那您喜歡吃那些蔬果？」
「說真的嗎？要說真的嗎？」
「好吧，既然我們都在……」
「說真的我不喜歡。我知道該要吃那些其他的，可我也知道沒辦法，錢不夠買。你們也可以跟我說這些對我不好，但我喜歡。我的人生有夠多的苦楚了，還要再一天到晚想我該要吃什麼的，甚至連安穩的吃我喜歡的都不行。」
「那您不擔心孩子？」
「我的孩子已經夠大了，他們能夠開始自己找吃的。我沒辦法再有什麼影響力了。」
「您的孩子身材瘦嗎？」
瑪瑞絲卡用一種嫌惡和怨恨的眼神看我，然後微笑。
這不是真的：肥胖是富有國家的飢餓。在不太貧窮也不太富有的國家裡，肥胖的人是營養不當的人，是最貧窮的人。在這些國家裡營養不當是由欠缺變為過多，由食物的欠缺轉為垃圾食物的過剩。那些貧窮國家裡營養不良的窮人是在於吃得少，無法發展他們的身軀和腦力；那些富有國家的窮人是在於吃太多廉價垃圾食品（油脂、糖分、鹽分）而發展出了不成比例的身軀。
這不是飢餓的反面：這與飢餓成雙成對。
不平等就是如此體現的。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的《飢餓：從孟買到芝加哥，全球糧食體系崩壞的現場紀實》一書。這是個食物資源最豐富，卻最飢餓的年代，這本書是有關失控的糧食分配正義第一手紀實，作者馬丁‧卡巴洛斯（Martín Caparrós）1957年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於法國巴黎取得歷史碩士學位，曾旅居馬德里和紐約，曾榮獲星球文學獎（Premio Planeta）、艾拉德小說文學獎（Herralde de Novela）、西班牙皇家國際新聞獎 （Internacional de Periodismo Rey de España）、古根漢基金獎（Guggenheim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