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份問卷調查，北京的努力在提升或維護中國和習近平個人的公共形象方面在發展中國家似乎相當有效。這些措施還降低了人們對中國政府國內人權記錄和在海外與中國進行經濟政治交往的潛在風險的關注和審視。雖然很多因素能夠影響民意調查結果，但2016年對六個非洲國家進行的一個嚴謹的學術研究也發現，「在許多案例中，一個國家出現的中國媒體越多、獲取來自中國的相關媒體技術越多，公眾輿論對中國的好感在多個不同方面都會得到很大的提升。」
然而，北京的影響力依然存在局限。世界各地的獨立新聞媒體時常出現讓中共感到不快的報導，比如今年有關新疆大規模拘禁穆斯林的報導。互聯網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得那些不親北京的新聞媒體——從《紐約時報》到《香港自由新聞》到新唐人電視台——在中國境內外傳播他們自己的內容方面獲得了重要進展。同時，言論自由國家的眾多新聞記者和讀者依然對國家控制的新聞內容保持懷疑態度，而這正是中國國有媒體在向全球受眾傳達資訊時想方設法混淆資訊來源的真正原因。
在政策層面上，過去的一年已經成為認知中國的「大外宣」行為以及任由這些活動暢行無阻的潛在危險的分水嶺。政府和民間社會的人士都已經開始對北京的媒體參與和投資活動進行更加嚴格審視。與此趨勢相應的是中國在一帶一路計畫之下進行的一些基礎設施援助項目受到更廣泛的質疑，有些項目甚至遭到拒絕。
很多政府，包括一些民主國家政府，都會從事積極的公開外交活動，但是中共的方法常常是隱蔽的、強制性的，並且對於民主機制是有害的。更有甚者，中共還將很多用於干涉新聞報導和公開討論的伎倆應用在諸如教育、藝術和娛樂等領域。因此在2019年，民主國家將不可避免地做出更大的努力來保護自身——透過制定政策和立法增加透明度、懲治中國官員在國內的不當行為，並且使獨立媒體與來自中國的直接或間接壓力相隔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