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亞一家廣受歡迎的數位電視公司將中國國家電視頻道加進了它價格最為親民的節目套組，卻將其他國際新聞媒體拒之門外。葡萄牙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推出一個「中國時間」節目，其中包含了中國官方媒體製作的內容。一名台灣商人因為協助對中國持批判意見的廣播電台而在泰國遭到逮捕。一家部分為中國所有的南非報紙突然取消了一個定期的專欄，因為其中有文章談到中國在新疆的鎮壓。
以上只不過是過去一年裡發生的幾個案例，顯示了中共日益增強的在世界各地發送其重點關切的宣傳和言論審查的能力，同時它還在國內繼續強化媒體和網路管控。
2018年的全球媒體攻勢包括以下五個主要趨勢：
1. 對外國媒體施加影響力 手段更加咄咄逼人
北京在對外宣傳方面不加掩飾的野心在2018年展示無遺。中國當局把一種得心應手的戰術運用在了更加廣大的規模和領域——將中國國有媒體的內容植入外國新聞媒體，官方檔案將這種手段稱為「借船出海」。
今年7月《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針對海外中文媒體的中國官方媒體內容調查分析，發現與往年相比在2016至2017年期間，中國官方媒體與海外媒體簽署的協定數量出現激增，公佈的協定總數超過200份。而上周《衛報》發表了一份歷時五個月的調查報告，發現了《中國日報》以「中國觀察」的名義在超過30個國家的出版物中發佈社論式廣告增刊。這個調查還顯示，播放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節目的廣播電台從2015年的14個國家、33家電台增長到今天的35個國家、58家電台。
作為「一帶一路」計畫的一部分，北京在今年6月主辦了一個新聞記者論壇，參加者有來自47個國家的將近100家媒體的代表。活動主辦方，隸屬於中國政府的「中國記協」，後來受命為此論壇成立一個永久性的秘書處，並為一個一帶一路記者聯盟起草規章。
居住在美國的民主倡議人士和中國媒體觀察者陳破空說，中國外交人員正在「更加積極地干涉」美國某些中文媒體的編輯決策，並且行為方式越發地「目空一切和咄咄逼人」。上文提到的《金融時報》調查報告發現，由於受到中國領事官員的直接或間接的壓力，海外中國社區的很多企業不願意在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媒體上刊登廣告。
2. 透過掌控媒體所有權和基礎設施 擴大影響力
中國問題學者安-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曾經警告說，中共官員會從僅僅是「借船」轉而「買船」，也就是直接併購外國新聞媒體。事實上，中國國有企業和親共的企業大亨們一直試圖收購中國大陸之外的主流媒體公司。中國科技富豪和中共黨員馬雲在2015年底收購了香港的《南華早報》，隨後在2018年發生的幾起事件加強了人們對這一收購將降低報紙獨立性的擔憂，其中包括中國官員8月份不請自來出現在編輯部會議上。在南非，兩家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公司2013年收購了南非第二大媒體集團的20%的股份，這個集團在2018年突然撤銷了評論員阿薩德．艾薩的每週評論專欄，因為他之前寫了有關中國在新疆大規模拘禁穆斯林的文章。
中國公司一直在海外積極參與基礎設施和內容傳播系統的建設。這一點在非洲尤其明顯。中國電視傳播公司「四達時代」（StarTimes）已經成為非洲大陸電視傳播的關鍵角色，無論是類比信號還是數位信號電視。這家公司已經在30個國家累計擁有超過1000萬訂閱觀眾，並且贏得了決定觀眾能夠觀看哪些電視台的權力。儘管是一家私營公司，四達時代與中國政府的密切關係讓它受益匪淺，偶爾還能獲得政府補貼。這家公司似乎將中國國有媒體的電視頻道置於它提供的系列節目的優先位置，代價是犧牲了其他獨立國際新聞電視台的位置。在肯亞、烏干達和奈及利亞，包含像BBC國際台等電視頻道的節目套組價格高於只有當地頻道和中國國有媒體頻道的基本套組。2018年，四達時代在迦納擴張業務的舉措遭遇了來自當地廣播電視協會的反對，人們擔心它將會影響觀眾對電視節目的選擇。
3. 技術日新月異，宣傳花樣翻新
中國主席習近平在他的演講中敦促宣傳幹部們「利用創新的宣傳手段」，而那些幹部們似乎已經在落實這些手段。例如，中國國有新聞媒體在社交媒體上變得非常活躍，而諷刺的是這些社交媒體在中國是遭到封鎖的。臉書在2018年尤其受到中國國有媒體的青睞。所有中國國有新聞媒體都有臉書帳戶，有些媒體甚至還根據不同的語言和地理位置管理多個主頁。
每一個主要帳戶都擁有數以千萬計的粉絲。單單是中國環球電視網的英文帳戶就擁有7100萬粉絲——是臉書上所有新聞媒體人數最多的粉絲群——其中4600萬是自2016年5月以來新增的。臉書上排名前10名的新聞媒體帳戶有3家是中國媒體。這個社交平台上增長最快的5個主頁中有4個是屬於中國國有媒體：新華社、《環球時報》、中國環球電視網和《人民日報》。儘管這四家媒體——尤其是《人民日報》——以內容枯燥乏味而聞名，難免讓人懷疑這些帳戶的很多粉絲是假的。不過，這些媒體也在Facebook上頻繁投放廣告以期獲得全世界更多的真正粉絲。
絕大多數中國主要的國有媒體都提供英文版手機應用程式，並且有些媒體已經採取不同尋常的步驟去擴張他們的內容受眾。《中國日報》的手機應用程式在蘋果的應用商店給用戶提供瀏覽、點讚和分享文章的「積分」當作獎勵，這些積分隨後可以用來購買線上產品。
4. 操縱國外的政治和公眾討論
北京方面的對外宣傳和言論審查舉措長久以來一直聚焦於宣傳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同時壓制有關中國國內侵犯人權和宗教迫害事件的報導。但是中國政府及其代理人現在還試圖引導其他國家內部有關於中國關係的討論，包括試圖在其他國家壓制針對中國活動的批評。
今年，澳洲華人針對兩家媒體公司發起誹謗訴訟，原因是這兩家公司製作了一部紀錄片，檢討中共在澳洲的政治影響力，以及政治家們對這些案例可能引起的寒蟬效應的關切。肯亞、南非和阿根廷的那些與中國建立了資金或其他合作關係的媒體集團，通常突出一些對中國在他們各自的國家和地區的活動非批評性的甚至是溜鬚拍馬的報導。
9月，印刷版的《得梅因紀事報》包括了一份《中國觀察》增刊，其內容比通常此類插頁更具針對性和政治化。7月，中國環球電視網發佈了一個兩分鐘的動畫視頻，內容有關雙邊貿易緊張關係對美國大豆產業的影響，並在結尾提出一個問題：「一旦選民們的荷包縮水，他們（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最後還會支持川普和共和黨嗎？」。在台灣，出現了若干起源自中國、損害台灣政府聲譽的「假新聞」報導和篡改圖片的事例，這些報導和圖片在社交媒體廣為流傳，並且在過去兩年裡被一些電視新聞台所採用。儘管它們對上個月地方選舉的實際影響尚未明瞭，但是不得北京歡心的執政黨遭受了令人震驚的損失。
參與有關中國影響力公開討論的一些著名學者也受到了影響。9月，依賴中國數十億美元貸款的尚比亞官員驅逐了一名受人尊重的肯亞法學教授，這位教授原本計畫進行一次有關北京在非洲活動的演講。在紐西蘭，安-瑪麗．布萊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她一直批評中國在紐西蘭擴張影響力的行為。那些顯然是想迫使她噤聲的努力出現了尤其令人不安的轉變。她的家和辦公室遭受了幾次讓人疑竇叢生的入室盜竊，警方認為這些很可能是與她從事的工作有關。隨後在上個月，布萊迪發現有人改動了她汽車的刹車系統。
5. 按照中國的意圖重塑海外媒體市場
在北京擴大其對海外媒體的援助和投資過程中，它傾向於支持那些國有媒體而不是那些獨立的私營競爭者，這也反映了中國國內的媒體圖景。例如，中國政府在今年提供的援助提高了辛巴威國有電視台的傳送能力，完成了奈及利亞北部卡杜納國有媒體公司的數位化改造、擴大了賴比瑞亞國有電台的覆蓋範圍，改善了寮國國有電視台的製作品質。
另外，儘管中國一直在為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編輯和媒體官員提供培訓，但是最近兩年引人注目的是尤其擴大了網路媒體領域的受訓人員的數量。自由之家最新發表的《網路自由報告》的研究發現，在全球網路自由年度調查涵蓋的65個國家中，中國官員們已經 「為來自其中36個國家的代表舉辦了新媒體或資訊管控方面的培訓和研討會。」
北京全球媒體影響力的作用和局限
中國政府每年在對外宣傳和言論審查攻勢方面花費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但是取得的實際成效依然參差不齊。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份問卷調查，北京的努力在提升或維護中國和習近平個人的公共形象方面在發展中國家似乎相當有效。這些措施還降低了人們對中國政府國內人權記錄和在海外與中國進行經濟政治交往的潛在風險的關注和審視。雖然很多因素能夠影響民意調查結果，但2016年對六個非洲國家進行的一個嚴謹的學術研究也發現，「在許多案例中，一個國家出現的中國媒體越多、獲取來自中國的相關媒體技術越多，公眾輿論對中國的好感在多個不同方面都會得到很大的提升。」
然而，北京的影響力依然存在局限。世界各地的獨立新聞媒體時常出現讓中共感到不快的報導，比如今年有關新疆大規模拘禁穆斯林的報導。互聯網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得那些不親北京的新聞媒體——從《紐約時報》到《香港自由新聞》到新唐人電視台——在中國境內外傳播他們自己的內容方面獲得了重要進展。同時，言論自由國家的眾多新聞記者和讀者依然對國家控制的新聞內容保持懷疑態度，而這正是中國國有媒體在向全球受眾傳達資訊時想方設法混淆資訊來源的真正原因。
在政策層面上，過去的一年已經成為認知中國的「大外宣」行為以及任由這些活動暢行無阻的潛在危險的分水嶺。政府和民間社會的人士都已經開始對北京的媒體參與和投資活動進行更加嚴格審視。與此趨勢相應的是中國在一帶一路計畫之下進行的一些基礎設施援助項目受到更廣泛的質疑，有些項目甚至遭到拒絕。
很多政府，包括一些民主國家政府，都會從事積極的公開外交活動，但是中共的方法常常是隱蔽的、強制性的，並且對於民主機制是有害的。更有甚者，中共還將很多用於干涉新聞報導和公開討論的伎倆應用在諸如教育、藝術和娛樂等領域。因此在2019年，民主國家將不可避免地做出更大的努力來保護自身——透過制定政策和立法增加透明度、懲治中國官員在國內的不當行為，並且使獨立媒體與來自中國的直接或間接壓力相隔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