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說：「沒有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會地動山搖」，如今馬習會已然結束，新的「一五共識」是否即將取代「九二共識」？而其內容又會是如何？台灣民眾又該如何看待此種不受人民監督的密會、共謀？在面對這些問題之前，重新思考「九二共識」概念的源起與政治意涵將是首要課題。
2000年2月21日，搶在中華民國總統大選之前，中國國台辦發佈了《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文中談到：「為了通過商談妥善解決兩岸同胞交往中所衍生的具體問題，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達成在事務性商談中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2000年4月28日在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蘇起，在一場研討會中創造了「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按照蘇起的說法：「『共識』是模糊的政治名詞⋯⋯『九二』指涉的是九二到九五年兩岸的緩和經驗」，藉以概稱所謂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在新加坡「辜汪會議」前兩會所達成的：「一個中國各自以口頭表述」之「共識」。蘇起選在民進黨上台前按照自身的政治立場為兩岸關係定了調，也成為日後兩岸關係交流的緊篐咒。
起初「九二共識」還是一個爭議性名詞。陳水扁總統不只一次公開否認九二共識，他甚至說：「根本沒有九二共識，那有一中各表。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大家不能接受，更不能同意，如果台灣香港化，中華民國沒有了，被消滅了，台灣就要亡國了」（中國時報，2001年11月05日）。而時任海基會董事長的辜振甫亦曾言：「『九二共識』並沒有consensus，如果要問他，他認為有consent（承諾、默許）或accord（相同見解）」（中央日報，2002年09月19日）
然而九二共識如何變成兩岸關係的最高原則，甚或是成為不可動搖的自然法則？而「九二共識」又如何從兩岸政治層峰之間的默契，具體深入到兩岸關係場域互動之中，甚至落實成為兩岸政治實作的前提條件？
民進黨執政之後，由於主權與安全考量以及彰顯其創黨的民主基礎，始終不願正面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民主正當性。而這也是從台灣民主化以來，台灣人追求主體性奮鬥所創造的政治典範。然而自從中國與台灣先後於2001年2002年加入WTO之後，兩岸經貿整合的平台便搭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快車展開，中國當局不只與在野的國民黨共謀批判民進黨政府所持的台灣民族主義，是「鎖國」的政策來源，更開始繞過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試圖「以民逼官，以商圍政」。
2004年在陳水扁總統以些微差距連任之後，中國決定更進一步落實前述策略，在同年的5月17日中共發佈「五一七」聲明，倡議「建立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安排，互利互惠⋯⋯進一步密切兩岸同胞各種交流，消彌隔閡，增進互信，累積共識」，隔年3月4日胡錦濤發表了對台政策的「胡四點」，其中「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成為最為顯著的政策目標。2005年4月29日，國共論壇下的「連胡會」便是在此脈絡下展開，會中國共達成共識，除了重新確認「九二共識」之外，最重大的議題便是三通與經貿整合。
至此，兩岸政治場域的互動原則，已從李登輝時代下主權安全與認同高於經濟利益的「兩國論」與「戒急用忍」，逐漸轉變為經濟利益高於主權安全與認同的「九二共識」與「經貿整合」。自此之後，兩岸之間各種以經貿、文化為名的論壇、基金會、智庫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又以2008年馬英九執政之後達到高峰，並且在國民黨的執政之下，兩岸之間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於2010年生效，並積極展開後續談判。在此種氛圍之下，2012年總統選舉，馬英九的「九二共識」與民進黨蔡英文的「台灣共識」所展開的政治競爭，已不再是單純的主權認同問題，其中還夾雜台商的經濟利益與新自由主義的政治修辭。
回首來時路，「九二共識」從一個政治概念，之所以能轉變成兩岸政治場域的最高原則，其實是假借「兩岸經貿文化交流」與「和平」的修辭，讓其中特定人獲得政治或經濟利益所交換而來，其所犧牲的則是全體台灣人的利益。在馬習會即將開展出兩岸新局的今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馬習會所密室協商出來的「一五共識」，是否仍將假借兩岸和平及其紅利為象徵意涵，實則是替未來繞過民主程序進行兩岸協議的可能性開路？從「九二共識」中「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到馬習會中「各自表述」的空間被悄悄抹去，未來民進黨執政之後，恐將被迫承認此一新的鳥籠與緊篐咒。
其實從「九二共識」的政治後果來看，「一五共識」的內容為何其實只是障眼法，此種非經民主程序決定的「共識」，都不能代表台灣人民全體的利益。
台灣人被國共同謀矇騙了二十年，可別再重蹈覆轍。
＊作者為〈第三方誤認〉部落格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