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斷揍我，把我的雙手扭在背後，緊緊勒住我的脖子，一直到了天津才鬆手。當其他山東人趕上來，鎮長朱紅國和另外一人擠進我們這輛車，跟一路上始終死扭著我手臂不放的那兩個綁架者換手。朱紅國示意同伙鬆開我的手臂，然後拍拍我的背，好像要安撫我一樣──顯然，他對使用暴力迫使我屈從，感到不舒服。雖然他每件事都涉入其中，不過他本性還是相當善良的，在遵從黨的指示的同時，還會試著用不容易讓人注意的方法來保護我。
初始我聽他們的意思是把我送回家，好好地看著；後來在途中，我發現他們怕我聽見，因此不用電話，改為大量傳送簡訊。快到沂南地界，車又轉了一個頭，沒多久我們又回到公路上，我推測是在過了午夜之後才抵達目的地。這些挾持者把我拖出車外，拉著我穿過一個大廳。（我後來才知道是維多利亞溫泉度假村，那是當地貪官污吏大肆揮霍的高檔溫泉旅館。）我被帶往一樓的某間房內，裡面有兩張床、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和電視機。
我躺在其中一張床上，拒絕以任何方式和他們合作。那時我幾乎無法開口說話，我的脖子在這趟路途的前半段一直被掐著，連吞口水都疼痛難忍。整個身體都在痛，流血的地方已經結成了疤，身上還有多處瘀青。當我要求看醫生時，被他們一口拒絕。對於他們無法無天的殘酷與暴力，我決心絕食，他們送到房間內的早餐，我碰都不碰。
破曉時，官員們來來去去。臨沂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劉傑來了，一進屋，沂南縣委副書記周韶華便打著官腔說：「光誠啊，副市長來看你啦！」我沒有理會。於是劉傑下令要其他人都離開，只留下他和劉淑秀、周韶華兩名官員。
「我是臨沂市副市長劉傑，我今天來這，是要跟你談談。」他說。
我一言不發。
「我們是平等的。」他又補充說。
「你們綁架了我，現在你說我們是平等的？」我心裡想著，不過依然沒開口。
他坐在窗戶旁邊繼續說：「儘管你不說話，不過我還是有些話要講。我相信你現在聽得見我說話。我把你從北京弄回來是為了挽救你。你在北京那麼多記者圍著你，你還同意接受他們的訪問。現在你接受了《華盛頓郵報》的專訪，這可是已經涉嫌違反《中國刑法》第一一一條，非法向境外提供情報……」他又補充說，接受一次訪問，就足以被判五年徒刑，接受兩次訪問就夠判十年，接受愈多判得愈重。
「荒唐至極！」我想。根據他這樣的推理邏輯，幾乎所有的中國領導人和外交官都與外國記者有不止一次的聯繫，他們豈不都應該面臨終生監禁。像這樣不學無術的法盲竟然是臨沂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
劉傑繼續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一心想找中國的麻煩，你不但不幫我們，還把這些事告訴他們。不能因為我們還有腐敗問題就說共產黨不好，更不能因為我們的社會發展中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說社會主義不好……」
他的言論讓我火冒三丈，明明是非法、殘暴地把我從北京綁架回來，卻說是為了挽救我。不過我還是躺在床上拒絕回應。如果他知道該怎麼做卻故意這樣說，也許他真的就是法盲，那麼再多爭辯也沒有任何意義。終於劉傑離開了房間，又進來四個人繼續面對面看著我。顯然無法在其他官員面前誘使我做出任何回應，讓劉傑相當窘迫。
與此同時，他們把我大哥、四哥和岳父都找來，要他們勸我放棄集體訴訟，以及不再繼續調查暴力計劃生育的問題。劉傑跟大哥說：「你別看他受傷了，我們的人也受傷了，他之所以受傷是因為他不配合。」
他並指示沂南縣黨委說：「光誠的電腦和傳真機都別讓他用了，拿來，政府先給保存著。」於是沂南縣黨委指示四哥拿走了我們的設備，交給政府辦公室「安全保管」。他們允許我和偉靜通電話，我馬上就告訴她要及時把這一切經過告訴孔傑榮教授，我樂觀地認為他的干預會有效。一直到晚上，他們都在勸我不要再管計劃生育的事，否則就不給我回去。我說：「你們如果讓我住在維多利亞，我就住在這裡，記住你們做的任何事情，將來都要承擔責任。」
天色剛暗，大約在我到了維多利亞溫泉度假村的十八個小時之後，朱紅國走進我的房間，他宣布要立刻送我回家。我馬上猜想是潘公凱已經刊登文章，使外國媒體報導我的綁架事件，而對當局造成影響；我也認為有可能是孔教授以及滕彪等朋友施壓，為我的處境帶來了希望。
我感到相當振奮，但是我說：「我不回去。你們憑什麼想綁架我就綁架？想放我回家就放回家？到底還有沒有法律？我要個解釋，不然我哪裡也不去。」朱紅國無奈地說：「把你從北京弄回來是領導的命令，現在要我們把你送回家也是領導的命令。」
中共的偽善：眾目睽睽地違法
我在被正式拘留後，就從小河村邊的非法拘留中心被移送到正式的、人滿為患的沂南縣看守所；原先設計容納八十人的拘留所，此時已塞了二百七十人。警衛直接把我帶到審詢室，用鐵鍊和手銬把我綁在一張鐵椅上，連續八、九個小時審問。當天晚上，三名警衛把我帶到牢房，這是緊鄰警衛辦公室的一號房。當他們把鐵牢門打開並推我進去時，有個警衛大聲警告我的獄友，要他們回去睡覺，不要管我，但也不准欺負我。明確表明我在拘留所的狀況並不尋常。
看守所每個牢房是四米三乘上二米四大小，通常至少都拘押了二十幾人，因此大家得輪流睡覺。不過我的牢房除了我，只有六名囚犯，顯然他們都是看守所精心挑選過的。連續幾天，這幾名無關緊要的罪犯、小偷與貪官污吏都不跟我說上一句話──我再次被圍困在某種孤立無援的情境中，只不過這次是更為讓人害怕的死寂。曾經有少數幾次，一名獄友偷偷透漏訊息給我，但他很快就被換到其他牢房──牢房裡的交談全躲不過警衛的看守，他們隨時透過監視器盯著我們，就在大樓內的某處監看畫面。
占據牢房地板最大塊的，就是墊高的實心睡覺平台，它和牢房一樣寬，鋪著一層膠合板，上面有兩條被褥。我一躺下，兩邊就分別躺下兩名獄友，另外會有兩個人並排靠牆站在我頭頂處看著我，讓我感到這種布局真是荒唐可笑。（我後來才知道，頭頂上方就裝有監視器。）我跟以往一樣，在心中暗記四個方位：頭朝西，而我把雙腳朝東頂住牆上。我們的牢房相當安靜，能聽到警衛從大廳傳來的談話聲。此時，我內心糾結，情緒複雜。
在幾個小時都無法入睡之後，我想起身去廁所，我剛已翻身，站在我頭頂上的兩個人立即問我要幹什麼。台下的拖鞋差點把我絆倒，但仍一路探索到牆邊。我發現有個布滿鐵條的小窗，還有一個小門通往臭氣薰天的廁所；廁所那頭還有另外一道門上了鎖。小門外通往一處小小的戶外空間，即被稱之為「放封」的所在。那裡基本上也是個牢房，頭頂上方、前方都是鐵欄杆，左右是牆壁。鐵欄杆外面就是院子，過了兩、三個月以後，警衛才允許我進入放封，但鮮少讓我長時間待在那裡。
在看守所的頭兩周內，公安毫不歇手地審訊我。依照中國法律，公安局人員不得跨入通往監獄內部的「第二道門」。若是允許官員和被拘留人聯繫，恐導致賄賂、勒索以及其他惡事發生，據此合理懷疑而訂立此條法律。不過沂南縣看守所從不遵守此法條──公安幾乎天天都進入監獄內部，永無休止地對被告逼供。
官員們日復一日把我銬上手銬，並用腳鍊把我鎖在鐵椅子上，一審訊就是十二或十三個小時。打從一開始我就採取沉默抗議的手段，在一開始的前三天，審訊者開始做戲，錄製整個審訊過程，對我傲慢地咆哮。「你不知道你已經成為我們共黨專政對象了嗎？」其中一人說：「你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尋求政府的寬大處理。」另外一人說：「等到我們整完你之後，我們就會找上你老婆──別忘了，只要你的小克斯一出哺乳期，她就是被審訊的對象。」第三人說：「你應該知道，這間看守所隨時都有人死掉，前幾天才剛死了一個。你要是不聽話，恐怕就沒法走出這個看守所。」我說：「你別拿這個來嚇唬我，我就沒打算活著出去。你有本事現在就把我變成孫志剛。」
幾天之後，他們對毫無進展的審訊方式開始失去熱衷，彼此閒聊起像是個人保險的問題，還跟上當前民族主義高漲的情緒，表示應該抵制日本貨。某天，有群官員來到看守所檢查，警衛們再度打起精神。他們拼命拍打桌子，聲嘶力竭地對我大吼，要把一切表演到盡善盡美──不過他們侵略性的舉動可完全沒嚇唬到我。
看守所只是一個臨時羈押犯罪嫌疑人的地方。大多數的被拘留人，在技術上說都是還沒被法院定罪的「嫌疑人」。不過包括沂南縣的看守所在內，大多數的中國看守所都是以對待罪犯的方式來對待被拘留人；沂南官員每天都在違反法律，包括用犯人去控制和處罰其他犯人。同時這些官員還強迫勞役，大多數簡單的、重複性的手工勞役都是在牢房內完成的。有些牢犯把花編成花圈，有些是編草繩，其他人是折疊與包裝廉價的塑膠手套（它在東亞地區吃油膩膩的肋排時會用到）。沒把工作做完就沒有飯吃，或是把手銬在牢房的窗戶鐵條上。我拒絕工作，因為我失明之故，警衛並沒有強迫我勞役。我大多數時間不是躺著，就是坐在牢房內。
有天，只有我和另外一名獄友在牢房內，他不顧禁令告訴我在警衛辦公室的牆上貼有一張監獄法規的海報。他從我們牢房的小窗戶看過去，大聲念給我聽：「依據條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關押：（一）盲人、（二）孕婦……」這就是中共的偽善之處：它完全忽略自己的法規，甚至還貼在眾目睽睽之處。
在如此窘迫的情境中，我還是能感受到一丁點人性的溫暖。我們的看守所所長是個正直有同情心的人，名叫王貴金。有天一早，他把我叫進辦公室，關上門之後，屋內只剩下我們，王所長告訴我，他個人對我並無惡意，事實上他很讚賞我一直以來的所作所為。「我知道你沒做錯事。」他說，從他聲音深處的和緩語調中，我能感受到他的誠意。在我們的對談過程中，我提到我們這些被拘留人沒有足夠的開水喝，這很可能會造成許多人的健康問題。沒多久，他就買了許多小型煤爐，訂購了許多媒球。當大部分人在勞役時，其他人會用煤爐燒開水，從而讓我們有更多的乾淨飲用水。
在我被關押期間，我的律師與朋友們一再冒著受到威脅以及被揍的風險，設法來看守所見我。不幸的是，我們每次都無法討論重要的議題。我首次會見到我的律師李勁松和張立輝之後，警衛跟我說，只要我向李、張等人回答了任何警方不願意讓我們談到的問題，甚至是最基本的問題──例如我被帶來沂南縣看守所之前是關在何處──他們就會終止我們的會談。
我的律師朋友李勁松、李方平、張立輝、程海、李蘇濱、 滕彪和許志永等人都因為參與我的案子而遭到暴力對待、抓捕、構陷甚至死亡威脅；郭玉閃與胡佳等友人也都為此遭到傳喚、抄家。開庭前，我的辯護律師李勁松提供給我一項重要訊息：依據中國法律，如果代表我出庭的律師不是由我自己認可的話，那麼審判就不是合法的。李律師告訴我，要堅持挑選自己的法律代表，這之後被證明是極有價值的建議。
小檔案：
作者陳光誠，為中國著名盲人維權人，自學法律知識幫助村民與殘疾人士爭取權益，被譽為「赤腳律師」。2005年，因為披露臨沂市非法強制墮胎一事，招致迫害於隔年被誣陷入獄。2010年出獄後轉為在家拘禁，2012年4月，在妻子袁靜偉協助下，穿越有若天羅地網的監視，數日後進入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尋求庇護，並於同年五月中離開中國，抵美。
＊本文選自作者赴美後的第一本傳記《盲眼律師；在黑暗中國尋找光明的維權鬥士》（八旗出版）。本系列結束。
《盲眼律師 : 在黑暗中國尋找光明的自由鬥士》新書分享會：
11.20｜五｜8:00pm-9:00pm ｜台大店3Ｆ 藝文閣樓
主講｜施逸翔 (台灣人權促進會 副秘書長 /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執行秘書 )
主持｜洪源鴻 (八旗文化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