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痛恨惡霸的奴才，甚於痛恨惡霸。我們總是與惡霸的奴才誓不兩立，卻不太願意與惡霸誓不兩立。而這就大大地給予惡霸勝出的機會，但我們卻找不到敵人在哪裡。
我不是一個有仇必報的人。事實上，我不但從來沒有「報仇」的經驗，好像也沒有仇人──當然啦，這完全是從我自己的角度而言，因為我仍然可能「被當成仇人」。
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聖人，或者正好相反的，是一個懦夫。只不過在我平庸的生命歷程裡，既未經歷國仇，也未經歷家恨。至於那些無可避免的明虧、暗虧、悶虧、啞巴虧，似乎也不足以讓懶惰的我興起什麼復仇雪恨的大志。
支配者的私敵成了國家的公敵
那麼我有敵人嗎？這個比較難回答。《新約聖經》裡，耶穌常常強調要「愛你的敵人」、「把炭火堆到敵人的頭上」，意思是你要對仇敵好，好到讓仇敵感動，覺得不好意思，最終便自然而然化敵為友。這是無差別的宗教大愛。不過宗教大愛的邏輯，如果一貫到底，在政治上必然會造成「對惡人（暴君）也不可以反擊，因為惡人（暴君）搞不好會悔改，也搞不好是上帝派來試煉你的」、「聖多瑪（Thomas Aquinas）悖論」。所以韋伯（Max Weber）認為，政治不同於宗教，另有一種責任倫理。遇到惡人，大家還是要抵抗。如果不抵抗，結果害得你與你的民族、國家甚至整個世界受到惡人支配，你就要負責，要被譴責。
還有一個變種的敵我論。卡爾．許密特（Carl Schmitt）號稱繼承，實則惡搞了韋伯的觀點，定義「政治與政治行動的原點，就是區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對許密特而言，耶穌主張要原諒、要愛的敵人只不過是「私敵」，跟你我個人有恩怨的私敵。可是政治上的敵人，卻要區分為公敵和私敵。只要政府告訴我他是敵人，他就是公敵。
追隨者總是比黨首更痛恨「公敵」
在這種情形之下，凡政治上的敵人，就是公敵；公敵就是國家的敵人，可是公敵卻是由國家所定義。這就形成了一個套套邏輯。這時候就不得不追問：那麼國家是什麼？許密特會回答你：視國家由誰支配而定。比方說，當國家由黨支配時，黨的敵人就是公敵。當國家由少數階級比如蔣家、鄧家、習家……所支配，那這幾家的私敵也是國家的敵人。當國家由假新聞與真粉絲支配的時候，嘿嘿嘿，以此類推。
很明顯的，許密特把韋伯常識性的抵抗權論，無限上綱到了肆無忌憚的積極公敵論，而且還主張對敵人趕盡殺絕。對許密特所擁戴／代言的納粹而言，德國共產黨、猶太人，以及異性戀以外的所有性傾向者都是敵人。而對於敵人是不必手軟的，打到死為止。不過許密特絕不承認：他或者納粹天生殘暴。他花了許多時間精力，想證明納粹德國是一個法治國，證明他們的殘暴完全合法而理性。這就好像中國在鎮壓圖博、鎮壓維吾爾的時候，對外都說中國政府才是受害者──因為維吾爾族、圖博人（包括達賴喇嘛）都是恐怖主義者。陰道無菌論者的邏輯，也出於此。
中國政府和納粹、許密特們均一致理性地認為，政治上的敵人，道德上不一定要是惡人。恐怖主義者甚至很可能是個好人。猶太人、維吾爾人、圖博人大部分或許是好人，可惜是國家、民族、黨的敵人，因為這些人的存在礙著了咱們國家、民族、黨的利益。我個人可以不用憎恨你，但是我就是要把你鬥到臭，把你打到死，把你鎮壓到底。這種理性可以大幅提升鎮壓敵人的效率。很可惜，追隨者們並不被容許分享如此的工具理性。所以明明只是黨的、甚至只是黨首的敵人，追隨者總是比黨或者黨首更加痛恨這些「公敵」。
我喜歡耶穌，我同意韋伯，我反對許密特、納粹與中國共產黨與類似者。依照上述的定義，我沒有私敵。但我雖然只是個公民，並非政治家，也應該抵抗惡人惡政，並且試圖不要痛恨他們，把他們弄成是自己的私敵。不僅如此，我還必須要經常告誡自己，如果我稍微懶散、分心，很容易就會墮入許密特的陷阱：把政治上的敵人視為惡人，而不是把惡人視為（包括政治面向在內的）必須抵抗的敵人。
痛恨惡霸的奴才卻不願恨惡霸
可是啊可是，相信大家都同意，要迎接耶穌與韋伯，而同時又抵擋許密特的駭入，難度真的超高。除了我們並不具備耶穌的大愛與韋伯的大智之外，也常常因為我們所抵抗的，並不見得全是我們所憎恨的。很多時候，根本是我們所深受誘惑的──反智意味著從學習理性的痛苦中獲得解放；對那些總是正確的社會菁英落井下石，有一種損人不利己、同歸於盡的莫名快感；向流氓惡霸投降，是奴才最擅長的和平心法。而且經驗告訴我們，愈踐踏社會公義，分一杯羹的可能性愈大。就算我們主張、堅持的都是公義，使用仇恨語言，永遠比較痛快。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痛恨惡霸的奴才，甚於痛恨惡霸。我們總是與惡霸的奴才誓不兩立，卻不太願意與惡霸誓不兩立。而這就大大地給予惡霸勝出的機會，但我們卻找不到敵人在哪裡。
謹以本文悼念勇敢的美麗少年陳俊志。
＊作者為輔大教授，本文原刋《新新聞》「白目豆沙包」1658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