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葉，正要脫離歐洲殖民統治的非洲，對中國具有高度的國際政治意涵。不僅因為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需要新興獨立國家的支持，許多非洲國家都是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的一員，因此成為想肩負第三世界領導人的北京政府亟欲爭取的對象。周恩來總理於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Five Principles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並在一九六四年出訪非洲時多次強調，就成為中國與非洲國家發展關係的指導方針。
來自這個地區的投票，也確實在一九七一年時發揮功能，將中國送進聯合國，而台灣長期爭取的非洲友邦，也在七〇年代銳減，從最多時期的近二十國，到八〇年代末期僅剩南部非洲三國（馬拉威、史瓦濟蘭和南非）。北京政府進入聯合國後，外交工作大有斬獲，在一九七九年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時，達到巔峰。一九八〇年代，中國忙於處理大國關係與周邊外交，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遭到國際社會孤立，才又開始經營非洲。
中國的外交部長自九〇年代開始，每年一月第一個國外行程都是非洲，已長達四分之一世紀而未中斷，國家領導人出訪非洲，更是遠較改革開放前要頻繁許多。一九九三年中國成為能源淨進口國，非洲豐富的石油及礦物蘊藏，更是必須爭取的資源。二〇〇〇年，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在北京開幕，成為中國對非洲進行援助、投資及貿易的新平臺。這段期間，國際觀察家所關注的是中國與非洲（China and Africa），除了能源的取得，他們更加重視其中的政治及安全意涵。
隨著國營企業大批「走出去」，在非洲進行各項基礎建設，援助的項目不斷擴大之下，雙邊貿易由二〇〇〇年的一百億美元增加至二〇〇八年的一千億美元，許多批判者認為中國在非洲進行的是新殖民主義，與過去歐洲殖民母國的剝削掠奪並無二致；但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出現，讓非洲國家與西方國家打交道時，有了替代選擇，多了討價還價的籌碼。這段時間外界集中於中國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討論，不免也會做一番價值判斷：中國對非洲的經濟發展究竟是正數還是負數？
過去十年，或許是替國營企業工作、對環境熟悉，因此合約滿後就自立門戶，並邀請親朋好友一起在這個新興市場打拚；抑或是原先就在海外有投資項目的企業家將重點轉到非洲，無論動機如何，其結果乃是有上百萬的華人散居在非洲大陸。他們的創業、融入當地社會、維繫家庭等挑戰，遂成了人類學家及社會學家觀察的重點。傅好文的大作，《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就是一部中國人在非洲（Chinese in Africa）的忠實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