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只要有人問我到底要不要寫回憶錄或自傳，我的回答總是千篇一律：編輯寫回憶錄，講來講去不都是一件事：「然後呢，我就跟托爾斯泰說啦：『李奧，別老寫戰爭！就不能寫點和平嗎？』」但是，出於種種原因，比如說，有些小事情，還是講清楚以正視聽比較好；又比如說，我還想談談關於編輯、出版、甚至自己的一些事情，所以，到頭來我還是變卦了，所以，我也得了「托爾斯泰症候群」。雖然這是意料中事，我還是有點氣自己。畢竟，要說編輯與出版，卻不用自己經手的書做例子，我就是做不到。總而言之，往日種種，不外「這是我做的」、「那也是我做的」，形諸文字，自然也都是自己願意記得的成就，就像李奧一樣 。
二○一五年七月五日，是我慶祝（如果這個字用的對）我在出版業工作六十周年紀念。六十年前的這一天，我開始在「賽門與舒斯特」工作，跟斐麗思．李維坐在新老闆辦公室外面，等著被交代工作。倒不是我喜歡聽命行事，但我有什麼選擇呢？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愉快度日，並且還有錢領。我的運氣在於，我所有的工作都與閱讀分不開。閱讀是我最想做的事，而且是我知道我很在行的事。
但我發現，原來出版工作還有一個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它是個團隊行業。我從小我就獨來獨往，但我發現與一小群氣味相投、志同道合的人相處快樂多了。換句話說，我要的是一個家庭。真的，尼娜、斐麗思和凱，還有其他人，都成了我不曾有過的家庭的一份子，一個不斷膨脹的家庭。卡特魯拉一家、蒲文森一家、里希勒一家、珍奈特． 馬爾侃、黛博拉．羅傑斯，他們不僅是同事和（或）朋友，而且彼此以不同的組合與日益親近；跟我、瑪麗亞和我們的小孩也是。
我回頭翻看前面的章節，看見自己不斷提到友誼和家庭。我小時候不算是個好孩子。整體來說，我是負責的人，但不算是好兒子。先生呢？得問瑪麗亞。父親？我是好爸爸，至少對麗茲來說是的。我不知為何，在她眼裡，我是沒什麼差錯的父親，話說回來，她非常隨和， 所以我出差錯也不容易。羅傑？他六十三歲的時候和他十歲的時候一樣友善，我非常喜歡他，可是我們的人生交會不多。尼基？我已經竭盡所能（比不上瑪麗亞盡力），他也終於成了一位輕鬆自在、有魅力的怪角色。好老闆？我相信是。好編輯？大概是。好出版人？是的。原因是，雖然我了解出版是遊戲，但我認真以待。總言之，朋友，是我最成功的身份，因為那是我最自然的狀態。百分之百的親密和壯麗的熱情不是我的風格；分享興趣、好感和憂慮才是我人生的基調。
我還在尋找，尋找我可以成為一份子，或幫忙塑造我得以融入其中的家庭。我的生活配置有點怪。一年有三分之二時間住在紐約，我喜歡住在那裡；此外，只要我還在替《觀察家報》寫舞蹈專欄，我就必須住在那裡，因為每年都得去看很多舞蹈表演（說好聽點，大部分舞蹈演出都讓我失望。）不容易的，因為我身體已經不如以往，人體是會退化的。一年兩次，每次大約一個月或多一點，我住在Villa Serena，也就是我們在邁阿密海灘的房子；此外，我一年會住在巴黎的公寓兩次， 每次停留時間差不多。我想，房地產也成了我蒐藏的標的，雖然我從不刻意買房子（瑪麗亞蒐集的那棟房子在鄉下，她蓋的，但我不常去。房子很漂亮， 環境也很好，她很愛，但對我來說，它有個躲也躲不掉的缺點：房子就在大自然中。） 我六十多歲時，我的錢已經多到遠超生活所需，我覺得可以用這些錢豐富生活，不必全部存起來或隨著市場波動增減。一時衝動，我就買了佛羅里達州的房子；巴黎的公寓，也是。每一個地方，都給了我新生活，和新家庭。
巴黎有我以前的作者戴安．強生（戴妮）和她先生約翰。他們就住在我家那條街的街角。我們總是一起廝混。就像國中生總是跟最要好的朋友形影不離一樣。早上，戴妮和我通電話：要不要「樂蓬馬歇」（Bon Marché）逛逛？先約十一點半在轉角咖啡店見，然後去逛街、吃午飯。再回家睡午覺、做點事。晚餐？也許在她家，畢竟戴妮喜歡邀人圍坐吃飯。但我不是老喜歡跟一大群人混，所以我們約好隔天到她家吃剩菜。戴妮來自有異國風情（對我來說）的伊利諾州莫林市，她總是泰然自若，不會緊緊張張；每天該做什麼，不必看行事曆，靠常識； 沈著、認真（而且超級認真）工作；是冷面笑匠，但從不傷人。我們相處毫不費力，約翰也覺得開心，因為他不必陪她逛街了。有一次發生一件事，後來傳頌一時。她兒子賽門遠道從日本回巴黎結婚（我認識戴妮迄今，他一直住在日本。）不巧，約翰有要事得去加州，所以從沒見過新郎的我，在教堂和那次婚禮其他的慶祝場合代替約翰，擔任男方父親的功能。這就是家庭。
還有理查．奧弗史崔，一位住在巴黎五十五年的美國藝術家，才華洋溢，迷人、忠實、花招百出，始終是一個絕妙的夥伴。他已經認命，知道我不會再陪他去博物館和藝廊（瑪麗亞會陪他去。這兩個人有許多共通點，特別是欣賞美好事物的巨大能量。我多次請他們不要再用「非凡的！」這個字，到現在還沒成功。）理查妻子安涅絲．馬德磊（Agnès Montenay）是一位聰明、優雅的法國人，也令人著迷。能夠和好友的配偶、伴侶或人生的另一半愉快相處，欣賞他們的優點，是多麼寬心的事情。理查跟戴妮與約翰也很熟，所以這個小圈圈也擴大了。我們的朋友瑪麗．布魯（Mary Blume），多年來為《國際紐約時報》效力，是位受人愛戴的專欄作家，也是近日出版的出色傳記《巴黎世家》（Balenciaga）的作者。她時尚有型，標準高（還好不是對我），也是位成痴的讀者和好同伴— 她和我、戴妮、約翰經常一起旅行。再加上依莎貝爾（Isabelle Boccon- Gibod），亞當．貝格利的前妻、美女、第一流的女商人、作家、攝影師； 沒想到，我們倆年紀相差四十歲，竟然陷入了真正的親密關係，即使兩人之間存在著四十歲的年齡差距。「選擇性親和力」又發威了！（亞當娶得好！）
我的公寓位在時尚的雅各路上（rue Jacob），但我一直不明白為何那條路為何如此時尚。但是，我唯一能讓巴黎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卻是這個地址。我的公寓在三樓（十八世紀的建築，設計時不可能考慮留下電梯空間），寬敞、採光足、華麗的地板，還有大櫥櫃。在巴黎，有大櫥櫃的房子可不多見。而且，地點絕佳。離聖傑曼（Saint-Germain）大道、塞納河、三家電影院，還有我多數的朋友們，都只有幾步之遙。天曉得我還能好好走路和旅行多久，但到目前為止，比「好」還要更好。
巴黎的生活愜意，除了我帶去的工作，沒什麼壓力。大部分事件都還是在閱讀。例如，為了一篇給《時報書評》的文章，我坐在盧森堡花園（Luxembourg Gardens）讀完一本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作品（我有一次為了寫一則關於瀕死經驗的文章，在邁阿密時讀了四十多本書。要懂一件事，得先懂每件事；我也如此提醒自己。毫無疑問，我的目的是為了合理化我貪得無厭的閱讀欲望。）巴黎和邁阿密都是進行編輯工作的好地方，分心的事比較少，比較能夠專心。
我在邁阿密的生活，以「邁阿密市芭」為中心：看舞蹈課和排演， 有時給舞者建議、寫作和編輯文章、討論預算、設計節目、建立關係， 問問勞迪絲有沒有我幫得上忙的地方；我想，這好像是年紀大的政治家才會做的事。芭蕾舞團比出版社更像個家庭，每十秒鐘不是冒出讓人高興的事，就是發生了危機。只要對工作品質與重要性有信心，身為這個家庭的一分子，就是單純的喜悅。舞蹈世界仍是我最感覺自在的地方。它讓我興奮。而且在邁阿密還有一個額外好處：與舞團有關的人，都不真的知道或有興趣知道我其他的時間在編書和寫作。是有幾個人好奇我與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怎麼相處的，但舞蹈界沒有那麼多《紐約時報書評雜誌》的讀者，這有什麼不對嗎？對我來說， 在邁阿密生活就是休養治療。我有一個非舞蹈界的好朋友艾思特．裴凱（Esther Percal），人稱「邁阿密海灘房地產皇后」。她在四分之一世紀前把Villa Serena 賣給我。我們認識，起於她的藝術家朋友朱利安． 施納寶（Julian Schnabel），熱情地介紹她認識我以及英格麗．習琦。她個性大氣：大大的衣櫃、和超大的肚量。她是少數接納尼基的人，她的出發點不是做好事，而是真的關心他。他也是。
我在邁阿密最常走動的朋友是丹尼爾．曼德森。他是這幾年和我走得比較近。我們廿年前初次見面時，他剛離開學術界（普林斯頓古典學博士）轉進文藝新聞業。沒多久，他的天賦就得到認可，成了《紐約時報書評雜誌》和《紐約客》的明星，也寫了備受推崇的書，終於又回到學術界。是「巴德學院」的終身教授。我們在鄉下的房子相距不遠，他與瑪麗亞常有往來。我們同在邁阿密的時候，他工作、我工作，一起看電視劇（最近我們在追《醜聞》第四季），並不停地聊書。我們年齡大約差卅歲，但誰在乎（或有誰注意到）？無論是生活或心靈，都剛好合得來。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的科技大師，不管他在世界哪個角落，只要我的電腦出問題（經常發生），他都能幫忙。如同珍奈特（Janet Malcolm）和克勞蒂亞（Claudia Roth Pierpont），他也是我們家每年聖誕派對的固定班底：同樣的卡司，同樣的摩洛哥鴿子派。無論我們在哪裡，他都備妥雞尾酒調酒器（靠著兼差調酒，他才有辦法讀完大學。）他是一個全方位的朋友，我想跟他看齊。
＊作者羅伯．葛特利（Robert Gottlieb）為美國著名編輯，曾擔任「賽門與舒斯特」與「肯納夫」兩大出版社總編輯與《紐約客》週刊總編輯。本文選自作者的回憶錄《嗜讀者：改寫美國文學史的傳奇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