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九合一選舉期間，曾發生一件選票可能遭大量攜出涉及干擾選舉的疑案。18日，嘉義縣水上鄉公所發生承辦人員差點將選票攜出「印刷廠」，警方以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9 條函送嘉義地檢署，20日，檢方勘驗多個監視器畫面並訊問證人，深夜作成不起訴處分。不到二天的時間，檢方即完成蒐證、調查、不起訴的程序，媒體均形容為「火速」。
根據「法務統計年報」，偵察官偵查終結每件案件所需時間，自102年至106年，平均日數為51日，辦案正確率為96%。然而嘉義此件選票攜出案，從案發到終結，最多只有2日，遠遠低於平均日數，速度可能比網購超商取件還快！如此快的偵結速度，反而令人不安。
換成其他人、其他案件，根本不可能如此「火速」。一般的流程，不會單純只看警方移送來的罪名和事實是否符合，還會調查相關事實是否觸犯其他罪名、是否調查有不足之處等。因為起訴權限在檢方，警方若以錯誤的罪名移送，檢方仍不受拘束，甚至在起訴後審判中，檢方還可以變更起訴罪名。
台灣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與美國不同。台灣採行歐陸法制，對於刑事案件「同一性」的認定與英美法系不一樣。被告的犯罪違法事實，可能同時觸犯了許多的法條，在美國就是一條、一條解決，你的行為同時可以觸犯5條的罪，我可以前4條不起訴你或跟你達成協商，最後卻又起訴你第5條！可是在台灣不一樣，「同一次」的犯罪行為，會「歸納」處理，一次解決。舉孫安佐的例子，在美國，地方檢察機關與孫家認罪協商後，聯邦抓到「有未協商的法條」，又把孫安佐抓起來一次。如果孫安佐是在台灣，第一次協商後，不會有後面「未協商的罪」再抓一次的問題。
正因對於「案件同一性」的認知不同，台灣的不起訴處分有一定的「實質確定力」。除非有新事實或新證據，同一次的行為事實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不能再行起訴（一事不再理原則）。所以有很多台灣民眾會認為，不起訴處分的效力幾乎和無罪沒有二樣。也因如此，檢方在偵查過程中，往往十分「詳盡」，以避免發生同一事實可能觸犯很多罪，卻只認定到某一罪名不成立，輕率作成不起訴處分後，導致其他罪名不能再追訴。基於上述理由，嘉義選票攜出案，檢察官「火速」作成不起訴處分，在實務上就顯得有些「奇特」了。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9 條：「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從法律構成要件來看，主觀上要有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的故意及意圖，客觀上要有犯罪行為。檢方勘驗監視器畫面和訊問證人後，認定被告無犯罪主觀意圖不成立犯罪，屬檢方獨立認事用法之職權，其認定適當與否，不妨予以尊重。
然而，就算主觀目的不是妨害投票，未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9 條，但行為可能成立其他罪嗎？例如竊盜、侵占、背信？把空白選票攜出不涉及竊盜嗎？犯罪嫌疑人之目的，有沒有可能是為了轉賣他人？這些理應繼續追查，可是檢方卻在一天內「火速」作成了不起訴處分，在「同一性」的原則拘束下，萬一還涉及其他犯罪，未來恐怕也無法再追訴。
從正面來說，「火速不起訴」，表示司法改革十分成功，速度快，避免民怨擴大，另一方面，選舉爭議速戰速決，也能最大限度減少對選舉的衝擊；但從反面來說，「火速不起訴處分」，反而耐人尋味。畢竟檢方重視「辦案正確率」，平均51日的偵查時間只能拿96%，2日能拿100%？難免引人遐想，「火速」是否表示受到某種政治壓力？反而讓人心生 「政治可能干涉司法」的疑慮，連帶波及民眾對於選舉公平性的信心。茲事體大，不應忽視。
再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引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9 條本身也有爭議。從該條的構成要件來看，成立的時間點似乎只能在「選舉投票當日」。如果法條只能解釋為「投票日才能構成犯罪」，在投票日之前發生之行為就不適用該法條。因此，這個前提要件，檢察官有必要予以注意或釐清。但至今無人處理這個爭議，似乎認定任何時候都可以成立該條犯罪。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9 條是否適用於投票日之前的行為，此一爭議不容忽視。當法條的文字射程範圍，難以包括投票日之前時，本於罪刑法定原則，不宜任意類推或擴張解釋認定成立犯罪。除了另尋合適的法條之外，若該行為確有處罰必要，仍應以修法的方式處理，以維民主憲政秩序。進一步來說，現行選舉罷免法制，集中於處罰候選人、有投票權人、干擾選舉之人等，但對於公務員介入、舞弊事項，欠缺足夠的規範。甚至連選舉行為之相關約束，部分亦限制需發生於法定選舉期間內始成立犯罪。是以，「選舉期間前」之相關行為、涉及公權力舞弊（作票）行為等，未來應如何納入選罷法規範或處罰之列，在本次事件後，立法院實有必要優先審議，以因應下一次總統、立委大選。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