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代，中國公開歸順蘇聯，尊它為共產集團首腦。中國人裝弱，尋求科技較為先進的俄國人援助與協助。但是毛澤東怎甘於屈居老二。蘇聯心裡也有數。儘管蘇聯人畏懼、不信任中國，但他們更擔心中、美結盟。因此他們向美國人傳送假情報。
一九六一年底，有個蘇聯公民安納托利．葛里辛（Anatoliy Golitsyn）找上中央情報局赫爾辛基站長，表示他有意投奔西方。中央情報局協助他帶著家眷從赫爾辛基飛到斯德哥爾摩。烏克蘭出生的葛里辛四十五歲、KGB少校，任職KGB戰略計劃處，後來派到蘇聯駐芬蘭大使館，化名伊凡．克里諾夫（Ivan Klinov）。從斯德哥爾摩，他再搭機飛來美國，帶來蘇聯在西方間諜作業的情報資料。葛里辛被稱為「安抵西方最有價值的叛逃者」，後來熱門電視影集《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有個角色即影射他。葛里辛也帶來中蘇關係的情資，它徹底影響到往後幾年美國外交界和情報界的研判。
打從一開始，美國情報官員就傾向於相信葛里辛。他供出西方已經掌握的一些蘇聯間諜，因而展現他的可信度。他最重大的貢獻是證實英國情報官員金．菲比（Kim Philby）實際上是替KGB效勞的雙面間諜。
葛里辛也是陰謀論者，後來還聲稱英國首相哈洛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是KGB的線民。葛里辛的另一項陰謀論則與一則甚囂塵上的傳聞有關。根據這個傳聞，中國共產黨和蘇共政治局意見嚴重分歧，都爭著要當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葛里辛向美方保證，這則傳聞不實，是KGB炮製來騙美國人的謊言，以利中國人偷竊美方有價值的情報。葛里辛還預先提出另一個警告，聲稱有一天會有另一個蘇聯間諜投奔自由，此人將攜來證物證明中蘇分裂。不論他在什麼時候叛逃來美，萬萬不能相信他。兩年多之後，葛里辛預言成真。
一九六四年一月，KGB特務尤里．諾申科（Yuri Nosenko）在日內瓦和中情局人員接洽，不久就逃離蘇聯。他曾經替西方工作做雙面諜、偵探蘇聯的情報，可是形跡敗露，奉召調回莫斯科。諾申科自忖回國後凶多吉少、恐遭不測，遂投奔美國。到了美國之後，有很多說法與美方原先所相信的中蘇關係狀況大相逕庭。他帶來的消息是中蘇嚴重分裂─正好與葛里辛的保證南轅北轍。事實上，中蘇不和嚴重到雙方在邊境爆發衝突，甚至有上升為全面開戰的危險。諾申科聲稱葛里辛才是蘇聯派來的反間，刻意提供假情報給美國、以阻撓中、美結盟─中國可藉由和華府結盟，勢力更加強大。或許最不祥的是，他聲稱毛澤東不僅有心主宰國際共產體系，還想掌控全球秩序。
這兩個投誠者的說法如此矛盾，讓美國政府莫知所從。一方面，兩大共產主義國家交惡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美國會想要從中坐收漁翁之利。另一方面，美國人認為共產主義國家在意識型態上會互相支援，西方若是從中挑撥離間，反而會促使他們團結對外。美國情報界慢慢形成共識─不幸的是和往後數十年一樣，一涉及到中國就研判錯誤。他們決定不採信諾申科的說詞。
諾申科遭到隔離禁錮，要等到他改變說詞才放他出來。可是，關了三年之後，他始終沒有改口。最後，某些美國分析員才敢設想諾申科的說法─中美或許有可能結盟對抗蘇聯─或許是真的。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開始在全球上窮碧落下黃泉蒐集這方面情資。我就在這個背景下被吸收。
進入中央情報局
一九六九年，美國情報界最渴望有兩樣東西可以解決這個辯論。第一是能在KGB的反間部門（counterintelligence division）吸收到可利用的線民。第二是能有個人與蘇共政治局高層接觸。可惜，這兩者都不可能。因此，為了解決中蘇是否失和這個謎題，美國情報機關只能退而求其次。當時有個剛出道的研究生正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秘書處工作，而這個單位俄國職員奇多。
當時我年僅二十四歲，透過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一位教授的介紹，在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擔任政治事務官員。雖然是個小角色，我卻是這個單位裡唯一的美國人。我因為曾在政府機關任過職，通過安全考核，經常與來自世界各國的聯合國高階官員接觸，我成了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亟欲吸收的對象。
四月份某個星期一上午八點三十五分，我站在第一大道和四十二街路口等候車潮疏散。掛著外交官車牌的黑色轎車排滿整條街，讓紐約市民怨聲載道。兩個月前到聯合國總部秘書處擔任政治分析員以來，這條路我已經走過許多次。然而，這一天，我的工作變了，我答應替美國政府當間諜。
我的兩個接頭對象──中央情報局的「彼得」和聯邦調查局的「史密斯」──奉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之命，盡一切可能追查來自蘇聯的與中蘇分裂有關的情報。他們並不在乎中國會是什麼樣的夥伴─可靠、古怪，或甚至危險。我的美國同僚只專注一點：我們可以如何運用北京作為對付莫斯科的棋子。計畫進行一段時間之後，尼克森總統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在加州聖克里門提（San Clemente）所謂的西部白宮主持一項會議，研討亞洲的未來。
如果我腦子裡存有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恐怖小說或是詹姆斯．龐德電影裡的間諜故事念頭，現實很快就將我打醒。我的化名一點也不像007那麼典雅而神秘。關於中蘇問題，最深入的報告是中央情報局厚厚的兩篇報告，題名分別為ESAU和POLO。證據正反面皆有。季辛吉的國安會幕僚對於是否應該與中國改善關係，也分為兩派。大多數人支持堅守尼克森總統一九六九年二月會議中表示的觀點，即中國是個比蘇聯更危險的威脅，因此我們需要部署飛彈防禦中國。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今天聞名遐邇的對中國開放政策，在季辛吉的顧問送呈給他和總統的報告裡其實還是受到反對的。有人告訴季辛吉說，尼克森或許想要訪問中國，他一口就答說：「門都沒有。」
我花了許多時間翻閱這些報告─它們對中國的企圖心的描述令我瞠目結舌。我獲知，從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在中央情報局稱為IRON BARK的一系列行動中，靠著一台Minox照相機偷偷拍下數千頁的蘇聯機密文件。匪夷所思的是，這些文件透露，莫斯科軍事首腦早已認為中國是和北約組織同樣危險的軍事威脅。我也獲悉，聯邦調查局在紐約有三個間諜作業，代號分別是SOLO、TOP HAT和FEDORA，全都很可靠，且能接觸到蘇共中央政治局高層內幕。但是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要我去問直接由季辛吉及其顧問所提出的問題，以便強化這些情資。
秘書處設在聯合國總部三十五樓。我在那裡認識了許多蘇聯官員，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身材圓胖、白髮、外向的阿卡迪．謝夫欽科（Arkady Shevchenko）。當年三十九歲的謝夫欽科嗜酒如命，最喜歡馬丁尼酒，他經常流連曼哈頓一家法國餐廳La Petite Marmite。我常跟他一道吃午飯，聽他嘲笑聯合國定了一些虛有其表的規矩，比如不鼓勵職員與母國官員交往等等。他笑著說，所有受雇於聯合國的俄國人每天都到他在蘇聯代表團的辦公室來分享情報、接受指令。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已經和他無話不談，於是他告訴我一個月前才在中、蘇邊境發生的兩次衝突，以及中國人幹了什麼好事。當時美國大多數情報官員還不知道有這件事。他說，中方伏擊蘇聯部隊，以此暗中掀起戰端。謝夫欽科也告訴我，蘇聯領導人對中國人是又恨又怕，認為中國打算控制共產世界、進而主宰全球。數十年來，中方維妙維肖地扮演可憐兮兮的弱者、仰蘇聯鼻息而活，而今中國人竟然會如此直接挑釁蘇聯，讓後者驚詫不已。
我特別記得有一次在聯合國總部大廈北區代表會客廳和謝夫欽科喝咖啡閒聊天。他講了一則有關中國未來的笑話，引得我捧腹大笑。笑話中，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打電話給尼克森總統。
布里茲涅夫說：「KGB向我報告，你們有具全新的超級電腦，能預測到西元二○○○年的事。」
尼克森也不相瞞，坦誠說：「是呀，我們是有這樣一具電腦。」
「那好，總統先生，你能告訴我到時候我們政治局委員都是哪些人嗎？」
尼克森這一頭沉默了許久。
布里茲涅夫忍不住，向尼克森大聲說：「哈哈！ 你們的電腦沒那麼高明嘛！」
尼克森回答說：「不、不、不！ 總書記先生，它回答了你的問題，可是我讀不懂。」
布里茲涅夫追問：「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因為答案是中文。」
這則笑話之所以好笑，是因為它太荒謬了。人類的未來竟會屬於連人民都餵不飽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落後地區，這誰能相信呢。但是機警的俄國人看到了我們視而不見的東西。我也和我單位裡的其他俄國同事─葉夫吉尼．庫托沃伊（Yevgeny Kutovoy）、佛拉迪米爾．彼得洛夫斯基（Vladimir Petrovski）和尼古拉．傅奇尼（Nicholai Fochine）─聊過許多次，他們全在不同場合向我提到同一個笑話。我覺得很好笑，一點都沒想到箇中玄機。
我花很多時間和庫托沃伊交往，他在政治事務組上班，辦公室就在我旁邊。我們的上司彼得洛夫斯基日後出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庫托沃伊也出任蘇聯駐南斯拉夫大使。和謝夫欽科一樣，他們似乎都喜歡和我聊天。當時他們都只有三十來歲，甚至樂於指導我中蘇衝突歷史、講述中國人的奸詐。庫托沃伊告訴我，基本上現代共產中國是蘇聯打造起來的，政府每個重要機關都有蘇聯顧問進駐指導。武器轉移、軍事訓練和技術建議，無不傾囊相授，試圖將蘇聯這個中國盟友現代化。可是，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雙方關係就開始變質。
庫托沃伊說，蘇聯領導人現在認為中國人有個秘而不宣的夢想，即想要超越蘇聯，而且野心尚不止於此─他們下一個目標就是美國。中國不會甘於當老二。中國有自己的一套劇本，也就是盡其所能、成為全球舞台的主宰。庫托沃伊警告說，美國如果上了中國的當，苦頭可就大極了。蘇聯人的告誡的重點是，中國受其歷史野心的驅使，想要恢復高居全球各國之上的地位。他和他的同僚告訴我，從中國歷史學來的教訓告訴中國人要成為最強大的國家，而且必須把他們的意圖隱匿到時機成熟時。他警告我說，美國若是提供軍事援助給中國，必然自討苦吃。他給了我兩本俄國學者寫的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書，以資證明他的觀點。中央情報局一九七一年一份報告引述我的一些發現，例如，我認為蘇聯早預料到尼克森總統會與中國重啟關係，所以若純只是外交接觸，他們不會過度反應。到了一九七三年，莫斯科直接警告尼克森，美國若打算超越純粹外交，而與中國建立軍事關係，蘇聯將會動用武力。季辛吉團隊對此一問題有過辯論，而我打報告建議直接援助中國，並獲得季辛吉核准祕密進行。
我喜歡庫托沃伊，發覺他的話有可信度。但那時候是一九六九年，我只有二十四歲。他聽起來就像個死黨談起舊日女朋友，警告說她既然曾經讓他心碎，將來也會背棄我。當時，中國的經濟低迷無力，只及美國GNP一成左右。要說中國人會膽敢做夢超越美國，簡直就是天方夜譚。華府官員聽到的都是中國想要換舞伴。尼克森總統必須決定什麼時候切入。這一來就開啟了一段新關係，其後果影響之深遠不是當時我們任何人所敢想像。
中國人計劃宛如利用蘇聯一般來利用美國─表面上誓言合作、以對付第三者敵國，實際上借力使力、壯大自己。這就是冷戰時期北京所進行的馬拉松─中國利用蘇聯與美國敵對，榨取蘇聯援助，等到中蘇失和，就轉向美國聯美抗俄。中國這一招即是三十六計裡的「借刀殺人計」。
＊作者為美國國防政策顧問，前美國政府官員，中國問題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2049百年馬拉松》（麥田出版），這本書讓他獲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傑出貢獻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