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近代以來的世界經濟史，「中國奇蹟」絕非獨一無二的個案。在極權政治下，經濟在一段時期內獲得高速發展，增速甚至遠遠超過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在歷史上有過納粹德國和蘇聯的先例。當年，不少學者和作家走訪德國和蘇聯後，讚不絕口，甚至說在那裡發現了人類的未來，結果如何呢？本書的兩位作者將中國與納粹德國和蘇聯放在一起考察，他們指出：「中國的經濟制度確實比蘇聯來得廣納，問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在中國，共產黨是萬能的，控制著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軍隊、媒體及絕大部分經濟。中國人民沒有什麽政治自由，也很難參與政治過程。」因此，他們對中國的政治轉型並不樂觀——既得利益集團會拼死反對任何「可能」（其實是「必然」）觸動其「乳酪」的變革。他們如此評估中國的未來說：「要想中國自動或毫無痛苦地轉變成廣納性的政治制度，實在有點緣木求魚。」
中國走不出「第三條道路」─駁朱雲漢的「中國夢」
本書台灣版序言的作者、台大經濟系教授林明仁特別重視本書對中國未來發展的負面評估。他曾出席過艾塞默魯所作的一場名為《中國經濟何處去》的演講，艾塞默魯以一九六零年代很多美國經濟學家預測蘇聯經濟會在一九八零年超越美國的例子開場，破除人們對中國經濟的迷思，對所謂中國式的「競爭」領導機制、隔代指派與共產黨正確經濟政策是造成中國經濟成長的說法，一一加以反駁。
吊詭的是，與林明仁同為台大教授的朱雲漢，卻是台灣島內關於「中國模式」的最積極鼓吹者——台灣滋養出朱雲漢、王曉波、林毅夫之流的「中國控」，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個案。朱雲漢在台大發表過一場題為《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的演講，雖然承認「中共的一黨專政看起來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又為之辯護說，「它的重點在於一黨專政如何維持政治穩定和治理能力」。朱雲漢認為，共產黨解決了繼承危機問題和個人獨裁的問題。「中共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這兩個問題：一個是任期制，一個是接班制。這一體制解決了個人獨裁問題，貫徹集體領導。」但是，習近平接班以來一系列集權舉措，已然讓此一判斷成為笑柄。
朱雲漢認為，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體制以外，開創了第三條道路。「它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應該用甚麼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來追求它們之間的平衡。」因此，他認為台灣的應對策略應當是：「要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傳承和發展經驗，面對中國大陸，要學習以小事大。」所謂「以小事大」，不就是「俯首稱臣」嗎？那樣，中國隨便賞賜台灣一點殘羹冷炙，台灣就能「吃到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