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派的看法確實很新鮮。因為在馬克思主義以前，對於這一類制度的改革，都只從中國文化的影響去思考。也就是說，只從觀念的層次去觀察。馬克思主義者則從「經濟的下層結構」，重新看待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這樣說：『然而，就算這些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陷入與現存諸關係的矛盾之中，那也是因為現存社會的諸關係，陷入了與現存生產力的矛盾之中，才可能發生』。
如果從這個觀點來說，那麼當時日本之所以引進律令制、以及伴隨著律令制的諸多觀念，不只是來自外國的觀念影響；應該把它看作是為了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矛盾而發生的、日本社會本身的產物。戰前的講座派馬克思主義者如此認為。當然，他們不只對古代日本這樣想，關於近代日本也是採取同樣的態度。
結果，戰前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去思考古老的天皇制，為什麼會在日本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發揮機能。他們只是一味地從生產關係去說明。照他們的想法，天皇就成了大地主。也就是說，近代日本的天皇制，是地主階級與資本結盟形成的絕對王權。一九二五年以後的日本，重工業已經發展，並且實施普通選舉。在這種時期，他們卻還是以打倒天皇制為第一目標。結果他們不但遭到國家的鎮壓，也受到大眾的孤立，導致最後全體改變立場。
蹈襲著這樣的經驗，戰後的左翼以解開天皇制的祕密作為自己的課題。這時候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態度認為，雖然說天皇制根本上受到經濟的下層結構（生產模式）規定，但仍然應該把它當作獨立於下層結構的觀念領域來觀察。如果根據他們的想法，那麼天皇制頑強地存留，顯示了觀念性上層結構的自主性。
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只從生產關係的觀點，去捕捉納粹主義的本質，結果全面失敗。於是他們拒絕從前的經濟決定論，開始強調上層結構的自主性。因此，舉例來說，法蘭克福學派在學說中引進了精神分析。日本也是一樣。為了說明天皇制法西斯主義，丸山真男導入了政治學、社會學，吉本隆明構想關於「共同幻想」的理論。但是，像這一類的看法，結果導致對於經濟下層結構的忽視。
但是，我所主張的「經濟的下層結構」，所指的是交換模式的意思。被視為觀念領域的共同體、國家、國族，各自都根源於不同的交換模式，並沒有從交換模式獨立出來。此外，即使看起來完全是經濟的領域，在某種意義下其實是極度觀念性的。舉例來說，資本主義經濟根本上透過「信用」而成立。因為那是商品交換（交換模式C）的發展，必然會產生的現象。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明白地指出這一點。然而，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懂得交換模式的觀點，硬是將經濟的基礎與觀念的領域區分開來，他們所進行的議論也就不具建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