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憲法法庭可能於今年九月間對死刑及相關刑法罪名的合憲性，作出判決，社會上關於廢死，反對者居多，不過，似乎未能對於某部分大法官傾向廢死的說法，及廢死聯盟的論點，分別確切一一指駁，只有抒發己見，此無關政治及意識型態，有請社會大眾公評。 無論採用任何的觀點，人的生命是最可貴及無可取代的，國家應該盡一切的手段及方法，經過設計的法律制度，來保護人民的生命權，避免無辜的生命被非法不可測的侵害，這也是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生存權應予保障。
有人類社會就有規矩，才能生存及運作，刑法的作用在於預防犯罪，讓行為人知悉有法律責任，才會約制自己的行為，以維持社會秩序及安全。刑罰自古以來，就有報復及威懾的作用，雖然殺人償命，亂世用重典等觀念，於今顯得過時與粗糙。但是，在現代文明的社會，其本質尚未改變，只是在審判者適用時，依我國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有10款應審酌的事項，如犯罪者的動機目的，行為時所受的刺激，與被害人的關係等。尤其是依刑法第63條的規定，對於未成年人及80歲以上老人，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19條的規定，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者，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者，不罰。可見，審判者已對殺人罪嫌者，在量刑時，已作為全盤考量，細膩的斟酌各種情況及因素，再下刑罰。
除了較抽象的理論以外，實際上驗證的結果，更是重點，可觀察目前社會上現實發生的情形，無辜的受害者，受到被加害者非法殘害而失去生命，甚至是受到殘忍的手段，可能還有被性侵或虐待等，各種不人道的方法，亦有滅門集體被屠殺的情形，而對於加害者而言，未必能破案及被逮捕，法律上也不准許動用私刑，國家的法制，會保護加害者的生命安全，重大刑案都經過冗長訴訟程序，一定要經過法院的三審程序，才能定讞。殺人者面對的刑法第271條規定的刑責，不是唯一死刑，還有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及無期徒刑，其中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法官也可依刑法第59條的規範，酌量減輕其刑，總統也有時可行使大赦權，行兇者要死的機會不多，即使死刑定讞，還可再審及非常上訴，司法救濟管道已窮，行刑時還要打麻醉藥品，並對其心臟位置槍擊，以減輕其痛苦， 而被害者的生命已不可挽回，家屬的悲傷可想而知，這是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各方面高度不平等，而廢除死刑，有心人更無顧忌，危害更大，社會的治安堪憂，這是基本人性，不用再說維護加害者生命權的大道理，死刑的維持，在於保護人民的生命，二者間有高度連結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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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死刑是國家暴力，或者是以暴制暴，這是倒果為因及顛倒生命價值的說法，加害者有主動權，剝奪被害人的生命，事後國家依照法律規定及程序，對其行使追訴及審判權，正確的說法是對於有意殺人者，感受到有被判死刑的風險，來防止其殺人，如真的犯案，國家方行使司法權，算什麼國家暴力？又不是人民動用私刑的以暴制暴，實質上是以可預計的死刑，來防止國民生命受到無端的侵害，防範於未然，如同病症，預防勝於治療，以事後的小害遏止大害的發生，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的比例原則，這是立法者的權限範圍。
所謂公平正義，是衡量各種現實條件及主客觀因素，全盤的考量，作出適合的決擇，才能實現，而非單方面及片斷的的思考，僅抓住一論點，無限的擴大，掩蓋實質的爭議，這才是最虛假的偽善。有位大法官曾說死刑是滿足民眾廉價的慰藉，此話實在是違情逆理，在目前法制下，加害者被判死刑機會不大，而被害者的生命失去及家屬的精神傷害，甚至是頓無家庭經濟支柱，雙方已經是高度的不衡平，加害者縱使被判死刑，此等慰藉能彌補多少，何有廉價可言？
又有人主張死刑的維持，不能有利於治安，不知其有何依據，是依據社會學，心理學，還是犯罪學的理論，或者是實證結果的經驗，看不出其數據及因果關係為何。美國有學者研究執行一名死刑，可挽回18條人命，縱使不算是嚴謹的採樣歸納，在台灣，實際的情形，就有人因為認知殺一個人不會被死刑，而隨機任意殘殺無辜的小生命。新加坡同為華人社會，其治安良好，與嚴刑脫不了關係，尤其是鞭刑的實施，更是讓有意犯小罪者，也大都不敢造次。台灣現在對於食品安全衛生的危害、詐騙者的猖狂，及對兒童少年的性侵擾，一直在提高刑責，以求遏阻及減少發生此等犯罪類型，也是典型的刑罰嚇阻作用，死刑絕對還是目前台灣社會的基本防護網。
另有某位大法官在憲法法庭質問辯論者，維持死刑難道是與民意妥協，這又是何等的荒謬，民主自由的國家，全體國民決定一切，人民選出民意代表，制定憲法及相關法律，展現出國民的意志，要修改憲法及刑事立法政策，亦為相同。大法官也是民選總統任命，經國會議員同意的，現行的憲法未明定禁止死刑，刑法上也無唯一死刑的規定，授與法官斟酌各種犯罪情節的刑罰裁量權，大法官僅能在人民委託國會議員所制定的憲法，作出死刑有無違反憲法規定及維護生命價值的解釋，不得以個人的認知，來對抗有民意基礎的立法。
或有認為死刑可能誤判，更是離譜，以前的司法，或有少數採證較為粗糙，證據法則未臻於完善，偶有誤判及冤獄的情形，而現在影視科技發達，搜證方法齊全，講究科學辦案，能被判死刑者，全部都是罪證確鑿，而且都受到社會高度的矚目，持此論點者，能舉出現行審判有誤判的空間存在嗎？
再者，國際上的二公約，為我國在司法實務審判上，已經落實的執行，力求符合國際社會普遍共識的人權潮流。但是，該公約並未規定不得判處死刑，只是其適用範圍為情節最重大的犯罪，而目前各級法院，對於應否判處死刑，已窮盡一切手段，高度審酌及衡量，縱使是行為人有何重大的犯罪情節，只要對加害者的鑑定結果，還有教化的可能，都可避免判處死刑。
當然，在一個成熟理性的社會，國民普遍有紀律及道德操守，人與人在互動間，都能維持他人的尊嚴，及生命財產，可以很少用到處罰的法律，或者是實際上束之高閣。立法者在此背景之下，可考慮廢除死刑，但時空因素，社會價值的變遷及轉換，要制定或修改法律，以合時宜，是立法者反應民意，甚至是制定進步法律的事。然此並非大法官解釋憲法的範圍，大法官身負國家賦予的崇高的職務，不得在公領域上，實現其個人的意志及理念，而自認在創立憲法與時俱進的價值。
廢除死刑，不是披著道德及正義的外衣，實際上是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及傷痛。憲法法庭是憲法的最高解釋者，應該是無關政治，客觀獨立及超然，了解其權力及裁判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採取符合我國剛性明文憲法的文義，及其合理必要延伸意涵的解釋，並顧及最少干預原則，並能得到民眾及政府所有機構的高度信賴，避免自創及逾越憲法，造成更大的爭議及紛爭，方能符合憲法守護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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