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中之怪的是，我國僑民有批極右的團體支持雷根，因為他對臺灣比較友好。這批右派分子看到美洲中時居然以社論反對雷根連任，認為大逆不道，一狀告到華府代表處，當時的代表為錢復，錢先生也認為中時不應對雷根連任表示反對意見，即刻將社論與僑社意見電傳外交部，再轉呈蔣經國，蔣經國聽後（他的眼睛因糖尿病已不能閱讀）大怒，拍桌大罵：「這個做法是離間中（臺）美關係，比共匪還惡毒。」此一反應當然也傳到余先生那裡，他立刻求見蔣氏希望解釋，但蔣拒見。余先生覺得事態嚴重，立即飛往紐約。抵紐當天下午三點左右，在飯店召見我，我那時已不任總編輯而專任總主筆工作，他責問我之後，立即解除我的職務，命令我下午六時前整理一切離開報社。我只能黯然接受，以求報社度過此一政治危機。
江南案成最後一根稻草
接任我總編輯工作的是周天瑞先生，他是一位有經驗、有衝勁的新聞人。他繼任後，不論內容或版面規劃上，都有傑出的表現。不料此時發生江南（劉宜良）被臺灣特務刺殺案，此一突發事件震驚中、美、臺三地，就新聞人而言，當然要追根究柢，將盤根錯節的案情揭開其神秘的面紗，尤其在美國這個自由的土地上，更是一個優秀新聞人得以發揮所長的機會。
這當然是華文報紙的頭條新聞，周天瑞在標題中質疑這是一椿「政治謀殺案」，未料竟引起國內軒然大波。因為江南曾撰寫「蔣經國傳」，在海外發行，語多貶抑，
一介在美經商的平民竟遭殂殺，除政治因素外，其他可能性不高，加之各項消息傳來，均聚焦於「蔣經國傳」的問題上，後來美國情報單位截聽海外電話，也證實江南被殺乃臺灣的軍情單位唆使黑道執行，如此的案情稱之曰：「政治謀殺」，何錯之有？
既然事涉蔣經國，對余紀忠的壓力便從各方湧來，幸案情不斷發展，美國的揭密毫未掩飾，蔣經國亦於此時宣佈蔣家人絕無繼承權位的可能，使余先生多少鬆了一口氣。（有關江南案，我將於下文中詳述）
未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八四年，奧運在美國舉行，中國大陸選手屢獲金牌，臺灣各報刻意淡化，但海外僑胞無不為此興奮、喝采，美洲中時既為海外華文報紙，豈可裝聾作啞？天瑞兄自然據實報導，字裡行間語多頌讚，消息傳至國內，竟有人認為，這是「為匪宣傳」。這個罪狀甚至超過江南案的「政治謀殺」。余先生四面受敵，加之結匯之刁難，每月均需親自赴文工會求情，對一位「中常委」而言，真是情何以堪？因此他決定關閉美洲中國時報，以求喘息。當他宣佈此一消息時，非僅社內（包括臺灣中時）同仁黯然落淚，美國僑界及國內的自由派學者與政治人物亦掩面歎息，認為臺灣的民主政治進程竟於最佳時機倒退百步。當時惟一欣喜雀躍者，竟是紐約的「世界日報」。他們忽然失去競爭壓力，不論廣告與發行均無後顧之憂。世界日報從創刊迄今逾五十年，仍屹立無恙，首應感謝美洲中時的「關門大吉」。
＊作者俞國基，資深媒體人，戒嚴時期曾任海內六家報紙總編輯或社長，解嚴當年返台，歷任中國時報總主筆，自由時報副社長等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意外的新聞人生：編輯台憶往》（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