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初，我與中報因政治理念的差異而離職（以後再詳述），但也不便厚顏到中時謀職。那時美洲中時已正式出版好幾個月，水準極佳，似乎也不缺像我這樣的人才。未料我離開中報的消息竟然傳開，又是林馨琴從舊金山打電話來，表示余先生不日自臺北飛至紐約，住在凱悅飯店，約我一見，可能要請我擔任總編輯。我嚇了一跳，他們人事均已排定，怎麼可能中途換將？
我準時前往晉見余先生，他果然要求我出任總編。我誠懇地告訴他：「我與中時素無淵源，所有班底，我無一識者，這般陌生的人際關係，如何領導？再說余先生本身的理念與想法，我亦一無所知，方向如何拿捏，也是問題。況余先生長期在臺，如遇大事，如何聯絡、請教？」我隨後提議可否先擔任副總半年，俟人事與作業均能進入狀況後再作考量？他未作肯定答覆，只說周三下午三點半再到飯店，他將宣佈人事部署。
當天我準時赴會，已有多位中時高層在座，我在樓梯口遇見許世兆先生，他在臺灣時報及遠東時報均是我的長官。他見到我從電梯出來，第一句話就是「恭喜！你要擔任總編輯了。」我說：「我不知道，沒有那麼快吧！」他冷笑了一聲：「少裝腔作勢了。」接著，狀似不快地乘電梯下樓去了。
美洲中時，報風自由人才多
我進入余先生的房間，他立即宣佈，任命我為總編輯，不容我有任何推諉的機會，我突然間就職，極為惶恐，正如我所料，該報人才薈萃，均為一時之選，各方菁英幾乎可與紐約時報一較高下。這些菁英分子在「停報」返臺後，均有傑出表現，如黃肇松曾任時報總編輯及社長，杜念中擔任蘋果日報社長，胡鴻仁任中華日報董事長，卜大中為蘋果日報總主筆，周陽山、陳一新均為聲名卓著的教授，可說是「族繁不及備載」。我的角色只能「無為而治」，因為每位成員均有自己的卓見與表現，如何統合成為有系統的新聞方向，實是困難所在。
我曾與余先生討論這個問題，他認為這是值得驕傲的現象，雖然有些不符新聞原則的作法，但在美國的華文讀者圈中，無人不豎起大姆指，盛讚美洲中時的高水準。尤其我們對當地華文執業老大哥「世界日報」造成很大的壓力。他們在美辦報比我們早了六年半，但其報紙內容與評論幾乎沒有脫開臺灣的模式，而美洲中時，除了臺灣本地新聞由國內供應外，我們的自由氣息、寫作的水準、標題的出奇制勝、論述的別具風格、社論的大膽敢言，在華文報業史上，必然有它的地位與影響力。可惜臺灣的國家圖書館未收藏海外的報紙，我正透過關係到紐約市立總館查閱，希望找到短短兩年的相關資料。
美洲中時這種旋風式的衝擊，勢必引起國內政界的側目，但余先生從未把國內的壓力帶到紐約，他只偶然談到結匯時遭遇的一些刁難。那時外匯管制甚嚴，任何一筆錢匯往國外，都要經過有關單位的層層批准。美洲中時在財務上當然不可能自給自足，必須有賴於國內中時的補助。余先生雖身為中常委，但美洲中時的言論既不為當道所喜，故在結匯時給予各種無形的阻擾。開始每半年結匯一次，後來改為三個月一次，及至最後更改為每月一次。結匯時，需先獲得國民黨文工會的許可，再經過新聞局批准，才能持公文到臺灣銀行結匯。國民黨採用這種手段，余先生當然心知肚明，但他為了安定軍心，從未透露一絲訊息給紐約同仁，薪水按時發放，其他開支亦從未欠款，他為此辛苦與奔走，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