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六世紀初，歐洲人已清楚看出自己的社會正發生重大改變。他們發現新大陸；他們以無與倫比的精準探索宇宙的奧祕；拜新技術之賜，他們在繪畫和雕刻上成就非凡，傳達自身觀點的能力遠非前人能及。聖經學者賈諾佐．馬內蒂（Gianozzo Manetti）深信人類已發展到崇高狀態：
我們周遭的一切全是我們的作品，人的作品：房子、城堡、城市、華廈，遍布全地。它們彷彿出自天使，而非人類，但它們的確是人類所作……看著這些傑作，我們知道自己能做出更好、更美的作品。
但是其他人沒有那麼樂觀。一三四七年到一三五○年，歐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黑死病；一四五三年，鄂圖曼土耳其人滅拜占庭帝國，並繼續進犯歐洲領土；一三七八年到一四一七年，多達三名教皇堅稱自己才是正統，爭鬥之粗暴讓許多人離心離德，史稱大分裂（Great Schism）。文藝復興之鄉義大利不但內戰頻仍，也屢遭外敵入侵。義大利詩人法蘭切斯科．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h，一三○四－一三七四）寫道：人們「不斷遭受與誘惑最殘酷的衝突」，他們「永遠暴露於險境，至死不得安全」。
接觸古希臘羅馬經典作品後，人文主義者為歐洲今昔之別震驚不已，但這也讓他們相信根本的改變是可能的，即使在宗教上也是如此。這群人是文人雅士，非常看重文筆，他們之所以排斥阿奎納的作品，不是因為教義歧見，而是因為他文采欠佳。他們相信知識無法只靠理智獲得，也必須用心感受，並以感官體驗。不只要在神學上理解《聖經》，也要在情感上和美學上欣賞《聖經》，因為正如佩脫拉克對弟弟所說：「我們也許能說神學其實是詩，一首關於神的詩。」
為了重振基督信仰，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追本溯源，閱讀《聖經》原文。羅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約一四○六－一四五七）編著《新約彙編》（Collatio），選錄當時在大學裡傳授、用來證成教會正統教義的《新約聖經》經文，將熱羅尼莫的拉丁譯本和希臘原文並列。對照之下發現，它們顯然未必能證成所欲證成的教義。《新約彙編》原本以抄本形式流通，後來由荷蘭人文主義者德西德里烏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一四六六－一五三六）發行印刷版，讀者一時倍增。伊拉斯謨還出版希臘文《新約聖經》，並譯成典雅的西塞羅式拉丁文。拜印刷術之賜，懂拉丁文和希臘文的人此時都能閱讀到福音書原文，學者檢視翻譯並提出改進建議的速度也比從前更快，伊拉斯謨獲利後，又出了好幾版《新約聖經》。人文主義者尤其受保羅吸引，因為他的文字以原本的通用希臘文（koine Greek）讀來更具活力。基督徒雖然一向肯定保羅非常重要，但是因為他的概念和複雜的論證不易以口語傳述，所以在此之前經常覺得他深奧難懂，不過在卸下熱羅尼莫笨拙的拉丁譯本的桎梏後，他的作品重獲新生。伊拉斯謨深信，能領略《聖經》帶來的情感衝擊才能改革教會，而改革教會的關鍵是他們平信徒。 （相關報導： 風評：全台最大詐騙集團，蔡政府2年騙納稅人給台電4500億元 ｜ 更多文章 ）
商業經濟從十四世紀起已在北歐發展，此時正影響人們思索和經驗世界的方式。不同領域同時出現許多發明與革新，雖然它們此時看似無關緊要，但日積月累的效果將改寫歷史。推動這些創新的是一種務實、理性的心態，將日益反蝕傳統的神話精神。人們開始製作羅盤、望遠鏡、放大鏡等精確工具，用以繪製精準的地圖和海圖，在改善航海技術的同時，也揭露至今從未見識的天地。荷蘭顯微鏡學家安東尼．范．雷文霍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對細菌、精蟲及其他微生物的觀察，引發對於繁殖和衰退、生與死的新探問。到了一六○○年，新發明增加的速度已讓進步勢不可逆。資本主義將使西方無限複製它的資源，甩脫農業經濟的侷限。這個過程最終造成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社會、政治、經濟與知識變革將環環相扣，彼此互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