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言之，他的社會主義民主路線，既無法得到中國政治體制改變的支持，他所支持的大陸民主運動也被鎮壓下去。在事業上，他要離開親共陣營，成為一份獨立而更依賴市場的報刊。《七十年代》的台灣政治內容也許還有點市場，但關於中共體制內改革議程的討論是否能吸引讀者，也成為疑問。而且，在香港他也找不到讓他實踐社會主義民主路線的土壤，能結盟的人反而是與他大致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右派人士。那時候的香港政治仍然停留在十分狹義的政治前途問題，整個香港也沒有民主政黨，連關注面較廣的有點左傾的社運及草根團體也極少。因此很自然，李怡的「社會主義信心」是很難恢復及維持的，這一段李怡最後的「左翼」歷史相當短暫，很快無疾而終。
小結：身不由己的命途
李怡在回憶錄中花了不少筆墨大談台灣1970-1980年代的反對運動，但是，對這個話題出現在《七十年代》的政治及歷史脈絡，他的剖析還不是太清楚。筆者大致分析過雜誌裡面的文章，當中有關保釣和台灣的統獨爭論、批判國民黨威權統治、台灣反對派聲音及行動的文章不少，但它們更多是出於統戰及市場需要，既連結海外民族主義的華人知識分子，又對美蔣進行冷戰宣傳鬥爭。台灣反對運動對李怡的思想影響，似乎應該是到了美麗島事件的時候才比較明顯。
但是，因為冷戰的需要及氛圍，而大篇幅報導與討論台灣政治及社會運動，甚至讓廣大華人讀者了解及參與討論台灣政治前途、統獨、自由民主等議題，這不啻是冷戰的緩解在華人社會裡的重要例證。到底這些意外效果對李怡個人思想轉變有多大作用？李怡晚年來台，自然在回憶錄中把這方面放得很大。無論如何，美麗島事件及其後的大審訊及餘波，與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死後第一次的民間運動幾乎是同步，在這期間，《七十年代》亦開始零星出現了想像兩岸民主運動的視野或願景，開始有文章會把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反對運動並置，使用「民主運動」一詞描繪兩岸的政治事件。
在這段時間，我們也需要注意到一個被淡忘的片段：李怡曾追求中共黨內左翼反對派的路線，認同「北京之春」裡的左派，但在香港卻找不到生根的土壤。而中共對初生不久的反對派撲殺於萌芽之中，也令身在香港的李怡頓失政治及思想同盟。在香港，他似乎只能與右派或自由派結盟。李怡曾傾向成為黨內反對派的歷史，在回憶錄中避而不談，未必是因為覺得這段歷史尷尬見不得人。勉強算來，這方面在回憶錄裡也有片言隻語，但在「冷戰—後冷戰」的敘事框架中，這種種片段相互矛盾，難以拼合。在1980年代中之後，他亦漸漸在思想及價值上擁抱西方式民主自由的價值，這樣的路徑以至對自己左翼思想的淡忘，可以說是香港親共左派尋找自主性但卻有點身不由己的命途。
＊作者葉蔭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香港政治文化及中國當代思想。本文為〈由親共到自由派的李怡？一段被淡化的香港左翼思想歷史〉系列之三，原刊《思想49：華人左翼思辨》（聯經），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