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案：Alexander Görlach曾以訪問學者身份前往台灣，並對兩岸關系和台灣所面臨的轉型正義問題產生濃厚興趣。在這個德國學者看來，北京和台灣應該如何相處？也許戰後兩德的經驗可以加以借鑑。
去年，我作為訪問學者來到台灣國立大學之前，剛剛結束了在美國東海岸劍橋市一所大學（哈佛大學）的教職。毫無疑問，我在抵達這裡時，對於一場內戰結局的復雜性以及痛苦程度都深有感受。在我離開美國的時候，這個國家正陷入一場圍繞南方邦聯軍旗幟的爭鬥。在美國內戰中，由南部各邦組成的邦聯軍（美利堅聯盟國）最終敗給北方的聯邦軍（美利堅合眾國）。直到現在，美國南部還有不少紀念當年軍事勝利的遺址。150多年後，美國在解讀其歷史時依然「各自表述」。
在台灣，我在很大程度上再次目睹這一現象。這個島國起源來自中國內戰。1949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敗退到這個島嶼。他們當時堅信自己依然代表真正的中國，那個在數十年前由他們領導創建的共和國。在此後的幾十年裡，光復大陸一直是他們宣傳話語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即便他們的強大鄰居事實上已經逐漸成為經濟強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始終將台灣視為一個叛亂省份。
一段歷史，兩種解讀
正如一再发生的那樣，當勝利者和失敗者各自解讀歷史時，衝突在所難免。雙方在1992年才最終同意了「一個中國」的說法，盡管對其定義依然存在分歧。作為一個德國人，我很熟悉這種做法：在二戰之後，兩德─民主西德和共產東德─都認為自己是「一個德國」的合法代表。由於雙方都擁有一個強大的盟友─分別是美國和蘇聯─他們都能夠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留下自己的印記。
美國和聯邦德國的經驗能為中國人民共和國與台灣之間的衝突帶來何種啟示？首先，也是最為重要的是，雙方應該繼續致力於」九二共識」，為更美好的未來鋪平道路。在這一過程中，彼此都不應該被迫喪失尊嚴。
因為一件事情很清楚：台灣不可能收復中國，人民共和國也不可能佔領和削弱台灣。兩個國家分享共同的文化遺產和悠久歷史。今日的台灣是一個現代化、開放和寬容的民主政體，與蔣介石1949年帶到台灣的獨裁政權毫無共同之處。作為一個德國人，台灣近代史的這一方面令我極感興趣。我經常受邀針對「轉型正義」議題发言。
這一科目的首要問題是：民主國家如何對待獨裁時期的代表和人物？德國在統一近30年後的今天，依然在討論怎樣才是正確的方法。在共產東德，公民被剝奪公民權利、投入監獄、遭受酷刑。當東德政權崩潰後，受害者和加害者不得不學習如何在新的德國之內共存。
在台灣的日子裡，我意識到年輕一代與過往歷史剝離。1949年結束的內戰過於遙遠。因此他們更覺得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
台灣證明民主成功
世界各國應該呼籲衝突雙方保持克制。與此同時，有必要強調台灣的民主自由模式。這個島嶼畢竟是德國乃至歐盟最為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也是世界影響力排名第19的國家。台灣的例子再次證明民主模式的成功：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齊頭並進，並最終帶來繁榮與和諧。盡管我們與中國保持友誼，台灣依然是亞洲國家中的一個特殊盟友。
中華人民共和國贏得了內戰勝利。用自己的話語來解讀戰爭結果符合中國利益。就此而言，這個國家的做法並不令人奇怪。雖然可以理解其中背景，卻無法以此作為北京解釋所作所為的借口。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高層沒有展示出任何意願，重建兩個差異巨大的手足之間的智慧與和諧。如果未來這一幕能夠上演，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能實現其目標：成為國際舞台上傑出而且負責任的一員。
Alexander Görlach是哈佛學者，也是英國劍橋大學地區與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是卡內基倫理與國際事務委員會的高級學者，同時擔任德國呂內堡大學的倫理與神學榮譽教授。他擁有比較宗教和語言學博士學位。Alexander Görlach是政論雜志《歐洲人》（The European）的創辦者，並曾在2009年至2015年之間擔任該刊總編。他現在是《紐約時報》和《新蘇黎世報》的評論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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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lexander Görl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