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童年時，很少聽到父母談起西安事變和他們有何關係。直到父親晚年退休後，他開始寫回憶錄時，仔細的描述當時的情景，我們才知道，他竟然親身經歷了西安事變。
親歷事變的中級軍官
交涉談判中的各方要角，歷來都是史家分析關注的對象。但若是從捲入事變的中級官員和部屬的角度去看，他們對西安事變的經歷和感受又是如何？這似乎也是值得深究的。
我父親閔湘帆就是親身經歷過西安事變的人。在事變發生之前，他曾奉張學良之命，赴東北軍在中國西北的各個防區視察，除了收集軍需補給的資料，他對部隊的實際處境和軍心士氣，也有第一手的瞭解。
父親畢業於軍需學校，他在軍隊的財務核算與補給調度方面，有特殊才能。長官與同僚都公認他是一流的人才，擔任重要的職位，卻是中等的官銜。我父親起初是在南京政府行政院軍政部（後改名國防部）軍需署任職，一九三二年奉蔣委員長之命，調到豫鄂皖總部任經理處處長，此後隨著情勢變化，總部變成行營，行營又改為總部，最後他在「西北剿總」擔任第二處處長。從調任到「豫鄂皖剿總」開始，張學良一直都是他的直接上司。在豫鄂皖總部，張是副司令，我父親是經理處長，在武昌的委員長行營，張是行營主任，我父親是第二處處長。最後在「西北剿總」，我父親依舊是張的第二處處長。朝夕相見，父親盡心竭力地工作，深得張副司令的信任。
在豫鄂皖總部，當時部隊中吃空餉和長官擅自克扣軍餉的情形很嚴重，張學良很關心這個問題，但他沒經過調查就以為問題是出在軍需身上。有一次在舉行擴大總理紀念週的集會上，張隨口便說，當軍需三年就可以抓來槍斃。這句話傳到經理處父親的耳朵裡，他大不以為然，高聲抗議說，長官關心軍餉是應該的，但說當軍需三年就該槍斃，這太虧負人心，我閔某人自北伐追隨總司令，自信做到糧餉準時，涓滴歸公八個字，今天出席紀念週的各部隊都是證人，怎麼可以顛倒是非？
此時有一位炮八旅喬旅長聞聲趕來解釋。喬旅長是東北部隊炮兵戰將，駐防武昌，很得張學良的信任，所以經他反映後，張副司令立即過來向閔處長道歉。從此父親「獅子吼」的嗓門，在軍中留給人深刻的印象。
張學良對我父親的工作似乎很滿意，時有好評。據他人轉告，張也時常在一些東北軍老將面前，指著父親的名字，頻頻稱許。
例如，在西安事變前，東北軍老將，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將軍說過，「副令對老閔印象很好，副令說交到了一個新朋友，咱們原來的幾個老軍需都不如。」
在西安事變期間，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將軍曾說，「若不是閔某做人沒話說，這回事變是沒有命的了，咱們是早已研究過的。」因為父親的職務是中央（蔣總司令）調派的。
在西安事變後，有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將軍到奉化見過張學良，回到南京後對我父親當面說：「副令對您非常關念，問我現在老閔怎樣了，我已把您的現狀告之，他歎一口氣說，『我對不起他，咱們相交一場，只落得如此下場。』」
父親雖有感於長官眷念僚屬的厚意，但也痛惜張學良的一念之差，把國家搞到這樣的地步。這是否就是常人所說的東北人好「捅漏子」的性格，情緒激動起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捅」再說？
但父親確實相信，事變並非出於預謀，而是臨時起意。因為事變當時，東北軍都在剿共前線，要到事變發生之後，才急調一部分軍隊回師西安。父親在那段時期與張學良朝夕相處，張副司令在起事前和起事後，曾與山西的閻錫山將軍祕密商議過，但閻是老謀深算，虛與委蛇，實際是各懷主意。閻雖憂慮日本對華北的圖謀，也認為蔣傾全力來打剿共內戰十分不智，但他並不贊成公開反蔣，逼得張學良最後只好放棄與他商議：「我決不讓老閻作這一票買賣。」張自以為是一腔忠憤，卻無法得到閻錫山的認同。
對於事變的發生，一般人總認為，張學良是少年得志，率性而為。張學良十九歲那年，從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辦的軍校「講武堂」一畢業，即被任命為旅長，那年年底被提拔為陸軍少將。雖因無能丟掉了整個東北，一九三六年他還不到三十六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
我父親覺得，最高統帥對待張副司令一定是太好了，把他寵壞了，平時親密的程度，情同父子，張學良也就恃寵而撒野，非要委員長屈從其意不可。殊不知以他當時的地位，兵變也好，兵諫也好，個人的魯莽行動對國家卻有深遠的影響。
＊作者閔錫慶為民國將領兼國大代表閔湘帆之後，是美國第一位取得律師執照的女性華商穆斯林，現為美國民主黨員，多次代表參選，積極推動移民與婦女權益。本文選自作者新作《親歷西安事變的穆斯林將軍：追尋先父母的足跡》（秀威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