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旅館樓下有5個房間。簡娥說：「我們旅館的總面積大約是30坪，隔壁是合作金庫，我的哥哥幫阿母經營。當時的房東是很位有名的地主。」
後來，因簡娥參加農民運動組合運動，當時的農組組長簡吉和台灣共產黨謝雪紅等幹部，都曾經在簡家旅館投宿；在那個年代算是小有名氣。
1944年下半年開始，臺灣進入「躲空襲警報的緊張時期」，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簡娥和先生配合高雄當局的宣導「美國軍機空襲日漸頻繁、為了減少傷亡等損害，希望都市人口能疏散到鄉下。」而帶著孩子從高雄搬到嘉義朴子避難。
簡娥的哥哥因要看守在鹽埕埔的旅館，決定與妻子留在高雄。沒想到躲過萬人坑事件的黃茂貴，卻因盟軍空襲轟炸高雄，與妻子在旅館雙雙遇難；簡娥先生陳啟瑞經營的兩三間當鋪，與簡家的旅館在一夕之間化為烏有。
簡娥就在那時悲傷過度，身體虛弱感染發燒而得了肺炎。光復後，又轉成肺結核而住進台南縣仁德鄉「清風莊肺病療養所」（現在的台南仁德區衛生福利部胸腔醫院）。
1945年和 1947年，因戰爭及政治的局勢而釀成簡家和湯家的悲劇。對倖存者留下的是永遠的恐懼和揮不去的陰影。
走進噍吧哖事件的時光隧道，簡娥聲聲嘆息，她想念黃茂貴、湯德章與當年的抗日同志。
簡娥的血淚交織歷史洪流中，著實讓旁人都心有戚戚焉，及久久不能撫平激動的情緒。
簡娥沉寂一會後說：「湯德章和我們雖然來自不同國家，但都是在鄉下長大，有鄉下人的『惜情』心。我一直記著阿母常說的『人無照天理，天無照甲子』，提醒我們做人要為善才好。」
簡娥和湯德章、黃茂貴三人，不但未因上一代「抗日」戰爭情結，像敵人般老死不相往來，反而化敵為友，建立濃郁的兄弟情感。簡娥因抗日被日本逮捕淪為階下囚，但面對敵人的孩子湯德章，她不但沒有遷怒情緒，反而是憐憫、感激與疼惜。
每次談到湯德章，非弱者本性的她，卻彷彿有無法消失的悲傷，就像每次提起加入農組、台灣共產黨到移民美國，總是會說：「『天災人禍無情，一樣生，百樣死。』不只是湯德章，我們簡家，還有我許許多多因抗日、因228逃到對岸而妻離子散的朋友，又何嘗不是殘酷戰爭下的受害者呢？」
*作者為作家，海外女作家協會永久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