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的這種「合作」，無非是冷戰時代戴高樂與毛澤東合作的翻版，但值得思考的是，錢其琛在1990年就提出「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國之間的矛盾和美國統治集體內部的矛盾」的策略，七年後開始「見成效」。
通過西方左傾知識份子影響西方輿論，是中共對西方分化的另一個層面，也是中共國際統戰的老把式。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國只准許很少的外國記者和作家進入中國，這些人被中國稱為「中國的朋友」；其中著名的，一個是瑞士作家韓素音，另一例子是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在只有極少數美國人能去中國的「文革」年代，他居然能去中南海，進入毛澤東會見外國貴賓的客廳與毛長談。還有一些外國人如美國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紐西蘭作家倫•艾黎等，澳大利亞共產黨員Wilfred Burchett等，也屬此類。
自「蘇東波」以來，西方左傾思潮一蹶不振，中共控制西方輿論需另求其道，開始運用各種手腕、造就出一小群新的「中國的朋友」，辦法是去中國的簽證、到各地旅遊的許可、以及進入中南海會見領導人的特權等。
但是由於效果不彰，西方輿論對中共的基本調子仍是負面居多，因此中共開始採取一套新的做法，被稱為「殺雞儆猴」。最先遭此「待遇」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只因他為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寫的回憶錄作了序，從此中共不准他再進入中國大陸，這對於一個以中國政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者來說，自然是一個損失。
接下來，曾經公開批評中共違反人權的美國學者和作家，或者在申請訪華簽證時被拒簽，或者是被要求參與一場尋求著名美國人支持中共政策的活動、以此換取訪華簽證。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報導物件的著名自由撰稿人夏偉（Orville Schell），曾出版過幾本關於中國的書，自從九十年代初以來就再也拿不到簽證，原因是他參與了「人權觀察」的活動。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六四」以後幾乎年年可以得到有效簽證進入中國，但一九九六年八月卻在北京首都機場海關被拒絕入境，還把他在旅館裡扣留了整整一夜，於次日晨將他送回香港。林培瑞事後說，當他被扣壓在旅館裡時，有四個公安局官員在房間裡通霄值班看守他，他們把房間裡的電話也切斷。
夏偉分析，從總體上來看，中共在試圖控制外國的中國觀察家這一點上是相當成功的。中方製造的恐嚇確實使許多外國學者和記者講話時小心翼翼，他們害怕成為中共的「不受歡迎的人」。他說，其實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完全知道，這本來就是中共對付它自己的知識份子的手法，這種政治上排斥異己的威脅手段不僅在中國國內十分有效，而且對外國記者和學者也產生強烈效果，因為這些人為了保住目前與中國相關的職業，需要去中國，所以對中共有所依賴。
美國有一小群中國問題專家避開「冒犯」中共，依然可以獲得與中共高層官員接觸的機會，所以反而與當年的韓素音、斯諾一樣「走紅」，為白宮非正式地提供諮詢，為美國大公司或政治名人的中國之行「護航」，也發表關於中國政治的學術分析，在政治上充當中共的辯護士。可是，這些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術精英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僅排斥本國異己、也排斥外國批評者的中國政府，只要這些美國學者在某些問題上冒犯了中國政府，他們去中國作調查研究的路就被堵死了，他們的學術生涯就會因此終結。那些保持與中共官方良好的接觸管道的美國政治學者們，通過這些接觸還能瞭解中共領導人是如何想問題的，這些知識確實頗為實用；他們發表的關於中國政治的文章就有參考價值。但在一些問題上，比如毛澤東的聲譽、人權、中共對臺灣的軍事恐嚇、中國對西藏的控制，北京當局緊緊地盯著，這些學者就只好要麼是說些奉承之詞，要麼乾脆縝口不言。
＊作者為中國80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