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銀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經濟自身的貨幣化需求，就外在供給而言，也依賴於海外白銀的流入，這是中國海外貿易與地理大發現的因緣際會。白銀繁榮於大明帝國之際，無意之間，也埋下毀滅的種子。
追溯明朝在一六四四年的滅亡，應該回到更早。明朝是中國新舊世界的節點之一，明朝一方面延續此前歷代的演變邏輯，另一方面也為明清時代的轉折埋下伏筆。在時間坐標軸上，明帝國對應著歐洲石破天驚的變革，出於比較的慣性，史學家總喜歡從明代入手來剖析千年得失，一切無關緊要的年分亦被標注在案，賦予深遠意蘊，比如黃仁宇的一五八七年，再比如漢學家芮樂偉．韓森的一六○○年。
對於中國而言，一六○○年是一個分水嶺。一生都為中國著迷的韓森，其視角與我們慣常的思維不同。她指出一六○○年之前，中國其實是「開放的帝國」。她放棄慣有的王朝劃分，將一六○○年之前的中國定義為三個時期：首先，從商周到秦為第一階段，這是西元前一二○○年到西元前二○○年的構建中國時期；其次隨著西元前三世紀秦代的統一，本土道教開始有組織地興起，眾多佛教徒也來到中國，中國開始了面朝西方以及印度的一千兩百多年；最後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七世紀開始轉向北方，大部分時間中國都處於北方游牧民族的統治之下──同時他們也被日益中國化，蒙古人仍舊是明朝的最大戒備對象，最終則有東北滿族的崛起。
一千六百年前後發生了什麼？伴隨著巨量白銀的流入，白銀在中國的地位在明代中葉之後有增無減，從各方面鞏固了銀本位的地位。不少學者強調張居正「一條鞭法」的作用。「一條鞭法」的推行徹底廢止了洪武體制，上接中唐楊炎的兩稅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攤丁入畝制度，令中國財賦體系最終告別實物稅，轉向貨幣稅。學者們普遍同意，它進一步加大了明代經濟白銀化程度，根據學者彭信威估算，明代兩百多年內，金銀比價從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到明末的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貴金屬的流動看似只是經濟行為，但其作用以及副作用則相當漫長，甚至影響了一個帝國的興衰。
祕魯銀礦發現之後，歐洲銀礦大部分廢棄，日後聲名鵲起的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斷言，美洲銀礦不僅對歐洲銀的價格有影響，而且對中國銀礦的銀價也有影響。他目睹了十七世紀貴金屬對於歐洲的影響，也注意到這種新舊大陸之間的交易對於彼此的影響，「以金運往印度，又不如以銀運往印度為有利，因為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率，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亦不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在前者方面，雖能以銀十盎司至多十二盎司購得金一盎司，在後者方面，則需銀十四盎司乃至十五盎司。因此，對於航行印度的歐洲船舶，一般地說，銀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對於向馬尼拉航行的亞卡普科船舶來說，也是如此。新大陸的銀，實際就是依著這種關係，而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處相隔遙遠的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銀的賣買為媒介」。
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交換關係，甚至與二十一世紀初葉的入超與熱錢情況很相似。中國最早從羅馬時代便被認為是歐洲貨幣的歸宿，由於國際收支結構有利於中國，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十七世紀在美洲白銀推動之下更是如此，「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二○％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
對於偉大的羅馬帝國，其生命力曾經被認為因貴金屬大量外流而枯竭，在這一點上，白銀與明帝國也與此類似。美國學者魏斐德認為，一六四四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而白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爆發過多次重大饑荒。過去的解釋往往歸結於自然原因，事實上除此之外，更可將其歸結於積患已久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悲劇性產物，甚至湧入亞洲的金銀也難辭其咎。歷史學家艾維四指出，「這些金銀促成高水準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長，以及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這一切被證明是社會和政治的腐蝕劑」。他認為中國困境源自幾乎完全仰仗於進口白銀來保證貨幣供應比例，一旦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實際數量急劇減少，明朝政府就迅速跌入經濟夢魘之中，而明朝的滅亡其實就在於財政的難以為繼。
事後回溯，一系列近乎偶然、卻彼此串聯的事件，為明帝國打上了棺材鐵釘。一六三四至一六三六年，西班牙決定限制西屬拉丁美洲白銀流入菲律賓的數量，一六三九年冬天，在馬尼拉西班牙人與中國人長期的緊張關係最終爆發為暴力衝突，兩萬多中國人被殺，隨後，經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大量減少。同年夏天，日本德川政府決定禁止從澳門來的商人在長崎進行貿易，曾經給中國帶來大量日本白銀的路線也宣告關閉。一連串因素作用之下，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而隨著白銀流入量的銳減，銀錢比價崩潰。這些歷史的線索，靜靜地勒住了套在大明帝國脖子上的經濟繩索。
白銀的減少導致各種窖藏出現，出現了「人為的疾患」。由於許多捐稅要使用白銀支付，賦稅負擔變得不可忍受，許多人因此破產，曾經的富庶地區出現「人去屋塌」的現象，而朝廷榨取到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白銀枯竭之下，銀錢比價暴漲，對窮苦民眾而言，他們使用銅錢購買活命糧的能力大幅下滑。加之其時正逢小冰期（Little Ice Age），各地自然災難不斷，糧食減產之下，糧食價格暴漲，一六四○年河南災荒之後，米價每斗三千錢，小麥每斗兩千七百錢，從北方到南方許多人餓死。因饑荒與時疫，人口也一時之間減少數千萬人，這導致民間暴力革命在所難免。
白銀是導火索，伴隨著白銀危機而來的經濟危機、自然危機、人口危機，疊加構成了明朝歷史的大轉折。「流亡載道」、「人相食」等記載見諸歷史，饑荒背後則是民變，各類起義揭竿而起。滅亡明朝的李自成部隊出現在西北，對此後世歷史學家認為並非偶然，因為那是一塊遠離白銀浸淫而又飽受饑荒的土地。
通膨的破壞導致社會全面性潰敗，不僅導致饑荒、死亡、民眾受苦，引發各地反叛，也使得官僚集團的薪資縮水，進而又因腐敗動搖了明代政權的合法性。糧食價格不斷上漲，而以銀兩計算的俸祿則相對穩定，這意味著官員收入也面臨著通膨的侵蝕，「到一六二九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貴族（僅在京城的就多達四萬人）發放的俸祿，只有十五萬兩，不到國家財政預算的一％」。
顯然過低的官員俸祿並非好消息，因為這必然引發更為嚴苛的搜刮。以清官形象在歷史中存在的海瑞，似乎就是為了印證明代的腐朽。像海瑞這樣的朝廷命官，依賴俸祿過活的結果是其畢生清苦，生前為母親祝壽買兩斤肉都可以成為新聞。他雖然最終官至御史，高達二品，死後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然而身後無子，只留下白銀二十兩，甚至喪事也靠他人湊錢。《明史》記載：「白衣冠送者夾岸……天下稱剛峰先生。」可是，有多少人願意像海瑞那樣活著甚至悲切地死去呢？海瑞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天下聞名，但在仕途上起起伏伏，並沒有被真正委以重任。
可想而知，海瑞的清廉不僅是少數，而且在那個時代顯得不合時宜。當謀求非法收入成為政治潛規則，甚至明朝歷代皇帝也盡力充實內府金庫，將天下視為私產，軍費緊張卻「不得請發內帑」──諷刺的是，到最後李自成占領北京時，明朝內外府庫僅剩下黃金十七萬兩，白銀十三萬兩。當腐敗成為一種制度性現象，上層對下層平民殘酷壓榨，那麼社會的潰敗不可避免，滅亡也為期不遠，「明末的經濟衰退，是由於制度的破壞導致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
歷史並非單一原因可以解釋和推動的，國人對於大歷史的偏執往往罔顧現實的複雜性，探求歷史真相意味著接近可能的真相而不是尋求單一的推動力。白銀是歷史的血脈，但並非歷史的原因以及目的。白銀流入與國際貿易、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本來並存，對白銀的接納與否，其實並非官方的希望或推動一手造成。白銀的流行，仍舊由明代商品經濟繁榮決定。無論是何種貨幣，最終得到市場認可仍舊源自民眾的選擇，中國交子、歐洲貨幣甚至明代最後的紙幣鬧劇都證明，君主或許可以選擇某種貨幣，甚至將自己的頭像印在貨幣之上，卻無法強迫人們使用。而白銀流入啟動晚明商業經濟繁榮之際，其流入枯竭也成為套在明王朝脖子上眾多繩子中的一根。
＊作者徐瑾為中國經濟學者，現為英國《金融時報》旗下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著有《有時》、《印鈔者》、《凱恩斯的中國聚會》，本文取自作者新著《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