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為兩位作者的對談錄，內容橫跨古今中外，立足本土，讓讀者身處瑣碎、繁複的世事，還能追尋更澄明的心靈。
趙善軒（以下為趙）：今天我們有機會與陶國璋教授再次探討現今香港的一些議題。最近一個月來，社會上屢見青年人輕生的事件。首先，我要呼籲大家，對於這些事件請勿過度渲染，因為 這可能導致更多模仿自殺的情況。在社會心理學中，我們稱這種現象為「從眾效應」，當社會出現一系列的自殺事件時，可能會影響更多人的情緒，甚至推動他們付諸實際行動。我明白，當下的香港青年人在付出巨大努力後，往往得到的卻是重重挫折，從而對未來感到絕望。面對這種情況，陶教授，你是否能為香港青年提供一些建議或指導？
陶國璋（以下為陶）：這種情況真的讓我深感同情。在與學生的閒談中，我發現他們在面對困境時往往感到無助，甚至有些人會透露出一種對自殺的種種思考。面對這樣的現象，我認為我們首 先應從學術的角度來理解自殺，再深入分析當前青年人所處的困境，最後提出可能的解決建議。
根據法國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理論，自殺可以分為三種類型：自我中心型（Egoistic）、無規範型（Anomic）和利他型（Altruistic）。根據我的觀察和判斷，我認為近期選擇自殺的青年人多數處於自我中心型和無規範型之間。無規範型的自殺往往源於突發性事件引起的社會不穩定感和焦慮，例如二〇〇三年SARS爆發期間的大量疾病和失業，導致自殺率大幅上升。然而，大部分的自殺個案實際上都屬於自我中心型，這種自殺往往源於個人的自我中心的感受，例如老人因感到自己無用、孤 獨、被遺棄而產生的抑鬱情緒，導致他們選擇了結自己的生命。
不過我們需要留意，青年人的那種利己型狀態跟老人的有所分別。我通過調查，包括看網上資訊或詢問同學後，發現這些青年人選擇輕生是有幾個原因：一、就讀中學或以前曾遭欺凌而有陰影，自尊低落；二、曾經有親人自殺；三、自己外表相對較差而自慚形穢。他們擁有其中的情況後，再受目前的社會動盪誘發下覺得世界太殘酷，人生無出口，最後有一種一了百了的心態。這個感覺遍布於現在的香港青年，並與現在社會的流動性比較低及政治環境有關。另外根據網上資料顯示，這些青年說曾經萌芽這種自殺的原因是自己覺得其他人不了解其自殺的心境。實際上，人欲自尋短見的話並不是你所想像中的一時衝動，而是在持續自我掙扎後再不斷計畫，例如參考電影橋段。到了某一個階段去嘗試時有可能因恐懼而放棄。然而每當回到了掙扎的階段，他可能會加強自己的念頭和部署，形成惡性循環。最後到了他自己的臨界點後，就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趙：這幾年來，香港青年自殺問題的成因多被歸咎於教育制度的缺失，導致學生承受了巨大的學業壓力。然而，自二○一九年六月起，從許多青年人的遺書或留言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輕生的原因中，對當時的政經局勢的不滿成為了重要的一環。這種情況讓我們感到遺憾與矛盾，因為從歷史我們知道，有許多人因為替政治訴求獻出生命而受到歌頌。就像幾年前的中東茉莉花革命爆發，實際上源於一位年輕小販因貨品遭政府沒收與個人尊嚴受辱，而選擇以自焚的方式來控訴政府的行為。這種情況在我們看來是矛盾的，因為我們一方面對那些為理想犧牲的人充滿敬仰，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希望這些年輕人放棄他們富有潛力的未來、他們的朋友和家人。陶教授，你對此有何見解或指導可供分享？
陶：我想這不是指引，而是我們要了解香港青年人的特殊心境。這些青年人的自殺並不如上述茉莉花運動的自焚控訴或譚嗣同的為國犧牲。香港青年人大多有一種很強烈的無助感。除上面提過的社會流動性問題，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學理論去闡釋就是他們正活在一種後物質消費型態。在二戰後香港經濟匱乏，且湧入大量難民。每個人視香港為「借來的空間」，並希望賺大錢以改善生活，故被稱為「經濟動物」，文化素養則相對較差。
趙：那個年代所謂「獅子山下」精神就是拚命賺錢，大家多對政治冷感。
陶：但是到了九〇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並有了富裕成果。青年人的父母一般都比較有積蓄的，故沒有需要直接去謀生。這件事情的好處是甚麼呢？他們的消費是沒有那麼物質性的，而且多了關心個人形象及發掘自身興趣，例如現在流行的「窮遊」就是認為旅行並非單純為了購物，而是追求生活情調。另外，他們在普世「後物質主義」浪潮影響下更重視個人自由。這個自由是很寬闊的，它不僅是政治自由，還有自己的個性解放。這令青年人於工作選擇上更喜歡成為自由職業者（Freelancer），或者喜歡在某小型群組閒聊。
趙：這個跟「六、七〇後」正正有很大的差異。「六、七〇後」較為追求生活安穩及物質享受，不少成為了公務員。
陶：是的，香港人比較追求享樂主義。他們缺乏西方的「個體式」價值信念，例如去冒險、從事藝術創作、到處闖蕩等。於是在比較單調的形態遇上社會失序或工作不順後，容易 變得焦慮及意志薄弱，有諷刺謂「玻璃心」。可我們要明白他們進入成人世界時不免有更多焦慮，如對上班不熟悉或自由度降低而感覺迷惘。
趙：我們常謂年長的人要理解青年人，正如特區政府也強調要放下「家長式」管治心態。我們年輕的時候也很討厭別人給很多的意見和管束。陶先生你小時候也會這樣？陶：對！
趙：然年長的人是很矛盾的。如今我們有時看到青年人的工作表現及儲蓄習慣不免會對其嘮嘮叨叨。究竟我們怎樣才能夠真正走進青年人的世界，從而了解他們。
＊作者陶國璋，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客座助理教授。趙善軒，曾任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美國布萊恩特大學合聘副教授、新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訪問學者，現為國立中山大學兼任研究員，旅居英倫。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一八四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