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出現這樣的變化，首先是中共需要來自美國、海外華人以及港澳人士的經濟投資。尤其海外華人與港澳人士都在西方開放的環境下長大，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自然有所瞭解，不可能輕信中共脫離現實的論述。其次則是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黨國元老還有不少人在世，他們可隨時以自身經歷反駁中共的抗戰論述。
比如1945年9月9日以中國陸軍總司令身份，在南京接受支那派遣軍投降的何應欽將軍，從70年代起就撰寫許多文章抨擊中共對抗戰歷史的篡改。80年代何應欽將軍不只仍在世，而且還是中共推動「第三次國共合作」的重點統戰對象，自然不可能自討沒趣持續過去文革時代的謊言。「國民黨領導正面戰場，共產黨領導敵後戰場」的「兩個戰場論」，成為中共的主要抗戰論述。
到了1991年，9月3日再度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抗戰勝利紀念日的地位，並且在1999年國務院修正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成為了與七七抗戰紀念日、九一八紀念日同等重要的三大對日抗戰相關紀念日。從1999年這個年份來看，我們也不難發現這是在江澤民主導下，中共與日本關係不斷惡化下的外交產物。
中共進入90年代以後之所以著重推廣抗戰史，甚至於不惜高度肯定美國和國民政府的貢獻，是因為當時中共不只與日本存有釣魚台領土問題，同時北京和東京雙方正在爭奪東亞經濟霸主的地位。同時中共還希望透過在國際社會與海峽兩岸強調自己為抗戰時國民政府的繼承者，否定實際上仍存在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正當性，加速兩岸政治統一的日程。
搶奪抗戰話語權
從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共角度出發，以重慶國民政府的繼承者自居能贏得不少外交與兩岸上的紅利。首先是能夠比過去更名正言順的繼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裡的代表權，尤其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聯合國憲章》至今仍以中華民國為創始會員國，並且承認那個派遣徐永昌到密蘇里艦上受降的國民政府為領導中國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唯一合法政府。
承認國民政府領導「正面戰場」上的貢獻，尤其是與美英並肩作戰的貢獻不只能讓中共接收抗戰遺產，也能讓中共對台灣主權的訴求更加名正言順，更加得到西方盟國的接受。與此同時，還能阻礙、縮限以及切斷美國與台灣的軍事交流，推進《八一七公報》的實踐。因為國軍與美軍的軍事交流，同樣延續自抗日戰爭以來的合作。
最直接驗證的方式，就是國軍從90年代起派飛行員到路克基地（Luke Air Force Base）接受F-16訓練的傳統，其實從1941年中國飛行員接受P-40訓練時就已經開始了。中共若想要切斷美台合作的正當性，更加需要向世人證明自己是抗戰國民政府的繼承人，流亡台灣的那個中華民國非但不是，而且還更多傳承了二戰時的日本軍國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