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習近平藉「大內宣」鼓吹民族主義

在習近平遂行個人集權的各種手段中，「大內宣」幾乎可與打貪反腐放在等量齊觀的地位。毛澤東曾說：「槍桿子、筆桿子，革命就靠這兩桿子」(後人又另外加上刀把子、錢袋子)，習近平藉著與軍隊的特殊淵源迅速控制了「槍桿子」後，又透過對國家宣傳工具的加強支配掌握了「筆桿子」。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

除壓縮言論空間，嚴禁民眾、媒體「妄議中央」外，習近平也加緊控制黨內宣傳機制，目的是塑造意識形態上的「一言堂」，消除反對聲浪，從而遂行個人集權。

「大內宣」的設計者：王滬寧

中共在各個時期都有善於意識形態論述或宣傳者，甚至有不少人憑此進入中央決策核心，著名的如建政初期的陳伯達、康生，文革時期的張春橋、姚文元，改革開放前期的胡喬木、鄧力群，以及當前的王滬寧。

中共內部的宣傳機構主要有中央文明精神建設指導委員會(文明委)、中央宣傳部、中央政策研究室。這三個單位的功能可大致區分如下：由於近幾任文明委主任都是由政治局常委擔任，可視為宣傳工作的制導單位；中宣部長則是由政治局委員擔任，同時兼任文明委副主任，在位階上明顯低了文明委一級，可視為宣傳工作的執行單位(丁關根以文明委主任兼任中宣部長是唯一例外)；至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要功能是為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論、政策及草擬文件，中共歷任領導人的理論都出自該單位手筆，可視為宣傳工作的源頭，在此產生宣傳的「原料」後，經由文明委進行規劃，最後透過中宣部執行實際工作。

王滬寧之前的兩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維澄(1989年8月至1997年8月擔任改革開放復設此職後首任主任)、騰文生(1997年8月至2002年10月擔任主任)，在黨內的最高職位都只到中央委員，未曾進入政治局，遑論常委。王滬寧擠身政治局常委，打破了多項慣例：他是首位未曾有過地方官員歷練、首位專研政治理論思想、首位只管意識形態而不管黨務的常委。

此外，王滬寧還善於投領導者之所好，懂得觀察領導者的個人好惡及配合當時的國內外環境背景，量身訂做式的為領導者打造出符合當前需求的理論。例如在江澤民時期，中國面臨經濟成長後中產階級崛起問題，中共自命為代表農民、勞工階層的政黨，在當時已不符環境需求，王滬寧乃提出「三個代表」，即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將中共宣稱的代表群體由「工農階層」擴大為「全民」；胡錦濤時期，中國面臨經濟成長下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如何在工業發展與生態系統保護間取得平衡，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此時王滬寧又適時提出「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概念，訴求建立一個以人為本、永續進行、兼顧生態文明的發展模式；及至習近平上任後，中國面臨經濟發展停滯困境，政府無法再以亮眼的經濟成果回應人民訴求，公眾爭取個人權益的呼聲逐漸發酵，王滬寧對此提出「中國夢」、「全面小康社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概念，試圖以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或稱愛國主義)激發群眾對政府的認同及愛國、團結意識，進而不思爭取政治權利。

2017年10月中共19大修正黨章，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2018年3月「兩會」後復寫入憲法，這是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之後，第5個中共領導人提出的思想或理論被載入黨章及憲法，且是自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後，第3個以領導人名字命名的指導思想，意味習近平地位超於江澤民、胡錦濤，重要性與毛澤東、鄧小平等量齊觀，而一手為「習思想」做出主要架構論述的王滬寧，也再次受到國際媒體關注。

然而也正因王滬寧對於「習思想」的建構貢獻太大，一個始終讓讓習近平揮之不去的指控是：所謂的「習思想」，很大程度就是王滬寧思想。甚至有西方學者認為，王滬寧看似智囊型幕僚，但藉由提供各類政治諮詢建言，實際指導了中國的政策走向，尤其是他歷經三任國家領導人，對於政務的嫻熟遠勝習近平，可說是當前中國的「隱藏統治者」。2020年10月王滬寧卸任中央研究室主任(江金權接任)，之後在2023年3月的「兩會」後卸任文明委主任(蔡奇接任)，改任全國政協主席，許多人認為這麼做的目的，是習近平試圖讓王滬寧至少在表面上脫離宣傳體系，藉以擺脫外界對於「習思想就是王滬寧思想」的指控。

在習近平接下來的5年任期中，王滬寧雖已脫離宣傳體系、改任全國政協主席，但預料其憑藉著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長期投入及獨有的理論建構能力，仍將是中共思想宣傳領域的最高把關者。

「大內宣」的執行方式：融媒體

中共的宣傳執行方式，係隨著科技進步而日新月異，從早期的版畫(過去中國以文盲居多，因不識字，只能看圖)，到後來的報紙、廣播、電視。網路時代下，中共宣傳部門強調融合各種媒體進行分眾宣傳，是謂「融媒體」。

「融媒體」意指將各種不同型式媒體相互融合。此概念首見於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在2014年8月通過的《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習近平在該次會議講話中指出：「要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新興媒體發展規律，強化互聯網思維，堅持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優勢互補、一體發展，堅持先進技術為支撐、內容建設為根本，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至於「融媒體」首次做為專有名詞出現，則是在2017年中共19大召開前，由《新華社》率先提出，往後被廣泛使用。

「融媒體」在操作上的主要特徵有：分工上，由中央決策、地方執行；管理上，採取「中央廚房」模式；運作上，結合各種新興技術。詳述如下：

分工上，中共中央認為，推動媒體融合不僅是高層的事，也有賴各級地方政府配合，始能建構出一個完整的媒體生態體系。同時，為促使地方政府共同為之，黨的角色在其中扮演推動性力量，必須加強對地方政府的評估考核，才能使其配合執行中央政策。在中央的強力推動下，各級地方政府紛紛跟進行動，目前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宣傳部門，幾乎均進駐「微信」、「今日頭條」、「抖音」等新型媒體，藉由整合網路、傳統媒體及新媒體，大量散布生活和便民資訊，達到對境內民眾宣傳目的。

管理上，採取「中央廚房」模式，意指在多元媒體時代下，傳統媒體為適應時代變遷，必須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傳播形式，但無論媒介再怎麼改變，過去的既有媒體仍將扮演起「中央廚房」般的角色，以做為決定各類媒體發展形式、報導內容的核心，方能確保各種新興媒體不致偏離傳播初衷。具體來說，就是在同一母媒體下，對各個子媒體做好新聞發掘、編輯採訪、報導內容、報導形式的配置工作，讓子媒體一方面不致「各自為戰」，另方面又盡可能避免每一個子媒體呈現形式過於雷同。以中國三大媒體集團為例，《人民日報》設有「中央廚房」做為決策核心，此外還有中文網路平臺「人民網」、英文報紙《GLOBAL TIMES》、英文網路平臺「People’s Daily」，並且在即時通訊軟體「微信」、「推特」、「臉書」，及短視頻平臺「抖音」均設有公眾號或粉絲頁；《新華社》則設有「全球報導平臺」做為決策核心，此外還有中文網路平臺「新華網」、英文網路平臺「Xinhianet」及其他即時通訊軟體、短視頻平臺的公眾號或粉絲頁；《中央電視臺》則以「融媒體編輯部」為決策核心，此外還有中文網路平臺「央視網」、英文網路平臺「CCTV」及其他即時通訊軟體、短視頻平臺的公眾號或粉絲頁。

運作上，「融媒體」強調不斷結合5G、大資料、雲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慧(AI)等各種新興技術，以因應即時通訊、短視頻等各種新興傳播媒介的出現。結合其他技術資源的目的，在於藉由跨領域人才、資源，用跨域整合優勢，發展出圖片、影音、動畫等多媒體宣傳手法，改變過去教條式、八股化的文字輸出。此外，在過去的傳播模式下，媒體難以針對不同受眾提供不同傳播內容，而今在AI演算法下，則可透過對使用者搜索及瀏覽紀錄、使用習慣、需求、行為規律進行分析，針對不同使用族群傳送客製化資訊，實現「分眾宣傳」，讓傳播模式從「人找資訊」變成「資訊找人」。成熟的AI技術，必須具備蒐集的資料足夠多、雲端處理器計算速度足夠快兩項先決條件，而大數據及5G的出現，剛好滿足了這兩項條件。在4G時代下，由於傳輸流量不足、傳輸速度慢，使得AI縱使有大數據做為背景資料庫，仍難以給予即時回應。到了5G時代，諸如道路狀況、天氣、駕駛感測器、手機資料等訊息，都能迅速發送到雲端處理器，使得媒體對AI的運用趨於成熟。為此，中國近年積極推廣5G，目標是在2025年讓5G用戶達8.9億人、涵蓋所有城市人口。當局所冀望的，係藉由5G技術協助融媒體發揮對內統治效果，將「黨的聲音」傳遞給群眾，藉以宣傳中共統治功績，達到穩固、團結民心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各種科技的進步，固然有利統治集團實施「大內宣」，卻也有可能成為幫助民眾突破政府資訊壟斷、自由傳遞訊息、甚至集結成反政府力量的助力。近年，中國愈來愈多高知識分子透過「翻牆」，在政府築起的「網路長城」以外分享、交換資訊，甚至出現專門以揭發政府弊端為己任的頻道、討論群組，可視為中共藉助先進科技實施「大內宣」的逆流。例如2022年底爆發的「白紙格命」，其之所以能在中國各省、市迅速蔓延的原因，就是來自Twitter用戶「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帳號：@whyyoutouzhele)大量即時轉發網民拍攝的示威抗議影片、照片，激化了其他地區民眾群起效尤心理。

「大內宣」的宣傳內容：中國夢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中國夢」扮演用以鼓吹民族主義的重要角色，主要內容包括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習近平上任不久，旋即於2012年11月首度提出「中國夢」概念：「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依照這個規劃，中國必須在2021年(即中共建黨百年)進入「全面小康社會」，2049年(即中共建政百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013年3月，習近平進一步在全國人大會議講話中闡述實現「中國夢」的「三個必須」，即「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即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

「中國夢」的第一個目標，是在2021年進入「全面小康社會」。2012年，中國發起「扶貧攻堅戰」。對於貧困人口的計算方式，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曾於2016年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時指出：依據世界銀行以每人每天1.9美元標準測算，2012年中國貧困人口為8700萬人；而按照中國自己的標準測算，則是9899萬人。為此，政府安排「扶貧工作隊」進入「軟弱渙散貧困村」，以退伍軍人及致富回鄉村民扮演為主體，重建黨組織及村委班子。歷經8年努力，中國於2021年2月舉行「全國脫貧功堅總結表彰大會」，習近平宣布：「中國脫貧功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鄉鎮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窮的艱鉅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

然而許多人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2020年5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國人大會議中說：「(中國有)6億中低受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約的收入也就1000(美元)左右。」許多經濟學者也提出質疑，認為習近平竟然僅利用短短9年就宣稱全面脫貧，靠的是壓低貧窮線、納入政府補助項目、發放現金三種方式：習近平口中的「現行標準」，是每人每月收入3,218人民幣，即每日8.81人民幣、1.28美元，明顯低於聯合國每人每天1.9美元的貧窮線；此外，中國政府在統計人民收入時，會將政府提供的教育補助、醫療補助及其他社會安全相關補助全部納入，一般先進國家在統計時，則是不會納入這些政府補助項目的；最後，對於按照前兩種方式計算後仍屬於貧困人口者，中國政府以直接發放現金方式增加這些人收入，然而除非每年都這麼做，否則一旦政府停止發放現金，這些人馬上又會成為貧困人口。

綜上可知，中國式的「脫貧」只是帳面上的，中共官媒宣稱實現的「全面小康社會」，就如同中國在「大躍進」時期(1959年至1961年)標榜「畝產萬斤糧」的翻版，不過是浮報的宣傳口號。儘管如此，它還是為中共的統治及習近平的個人集權起了很大作用。《紐約時報》在中國宣布脫貧後，派員進入素以貧困著稱的甘肅省試圖深入了解情況，雖發現許多農民仍舊抱怨日子難過，但也有人讚賞習近平的扶貧政策：「國家有習近平好得很，國家政策好了。」除用於對內宣傳效果外，「脫貧」也有國際宣傳效果，例如曾任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的著名異議人士吳強就認為：「中國現在大張旗鼓地慶祝脫貧，實際上是以生存權和發展權來代替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的要求。」

實現了「全面小康社會」後，習近平的下一個計畫是在2049年達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較於「全面小康社會」係以「脫貧」為具體目標，有可量化的判斷依據，習近平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表述，多屬空泛性的宣示字眼，諸如「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等美好前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個夢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的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缺乏明體內涵。歸納上述宣示，似可以「富國強兵」理解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欲追求的目標，而此目標又可概略分為對內的「共同富裕」及對外的整軍經武。

在習近平於2021年初宣布中國已實現「脫貧」後，「共同富裕」一詞愈來愈常見於官方用語。從發展階段上看，「脫貧」是讓低端人口脫離貧窮線，「共同富裕」則是在此基礎上，追求進一步消弭貧富差距。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沿海省份率先試辦經濟特區，鄧小平的目標係試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而歷經三十多年經濟快速成長後，貧富差距愈形懸殊，底層百姓、「下崗」(失業)勞工「上訪」(類似陳情之意)、抗爭不斷，對中共政權統治正當性構成挑戰。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全面「脫貧」後，雖已解決貧困人口生計問題，但過於分化的貧富差距仍待解決，「共同富裕」概念即在此背景下產生。

習近平於2021年8月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簡單說就是要讓中產階級群體擴大。為實現此目標，習近平又提出「三次分配」說法，即認為財富必須經過「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被譽為當代中國經濟學泰斗的厲以寧對此詮釋：「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側重公平原則，透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進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要求下，透過自願捐贈進行的分配。」由此觀之，「共同富裕」有賴政府調整財政政策及企業負起社會責任方能實現，近年包括騰訊、阿里巴巴等巨型企業紛紛大額捐款，試圖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可視為企業主對政策的配合。

最後是整軍經武，以期重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訴求中國成為一個「富國」，更要成為一個「強國」，而具備足夠的武力，無疑是先決條件。儘管自習近平以降的各級官員，在論述上並沒有直接把「武力強大」與「國際影響力」劃上等號，然而從諸多言論中抽絲剝繭，可發現字字句句都試圖將二者關係緊扣。例如習近平於2021年7月在慶祝中共百年黨慶時表示：「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時任外事辦主任楊潔篪於2021年3月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層會談中表示：「難道我們吃洋人的苦頭還少嗎？」這些言論都在暗示，中國近代以來因武力不振，失去了既有的國際地位。由此推斷，唯有在武力上能夠與西方國家相批敵，方能恢復過往榮光。在這樣的想法下，國防成果也成為政府對內宣傳一大元素，尤其遼寧號、山東號、福建號3艘航空母艦先後建成，每次都是官媒報導焦點，背後反映出，中國過去失利於海權國家的教訓，如今正力圖在海權實力上板回的思考模式。

總結來說，在習近平執政的前10年，係以王滬寧作為制定對內宣傳政策的設計者，透過「融媒體」的分眾宣傳模式，讓「中國夢」、「脫貧」、「共同富裕」等概念深入民心，藉以強化普羅大眾對於習近平試圖實現個人集權的支持。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