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習近平以打貪反腐肅清政敵

具備「紅色血統」及與軍隊的特殊淵源，可視為習近平在集權之路上的先天利基，但徒具這些優勢是不夠的，必也搭配其他後天手段方能遂行。打貪反腐，則可謂所有手段中最重要的一項：消極而言，有助習近平藉以震懾黨內反對勢力；積極而言，則可由此贏得民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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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試圖以打貪樹立個人權威

1980年年代胡耀邦上臺初期，即曾藉由打貪樹立個人領導威信，引起社會矚目的重要事件有：名列「十大元帥」首位的朱德之孫朱國華，因涉犯流氓罪遭判處死刑；長年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之子胡石英，因藏匿鉅款遭逮捕；上海第二市委書記胡立教養子胡曉陽及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之子陳小蒙，因強姦多名女性遭逮捕。這幾起事件的當事人雖非公務員，卻都利用父輩作為中共高官的權勢恣意妄為、藐視法紀，可視為廣義的腐敗。

2007年薄熙來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後，與習近平競逐下屆中共領導人之爭進入白熱化階段，乃在重慶推動「唱紅」、「打黑」兩場政治運動。薄熙來就任前，重慶司法系統與黑幫勾結嚴重，薄熙來為此推動「打黑除惡專項行動」，並特別找來因打貪成效卓著而具全國知名度的王立軍擔任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在遼寧時期即因反貪有功獲得「全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其事蹟還在1999年被拍成電視劇「鐵血警魂」)。在二人努力下，重慶上千名警、政官員落馬，包括赫赫有名的司法局長文強(對臺灣人來說，其最有名的事蹟就是女星林志玲赴重慶參與商演後，被文強「邀請」出席飯局)，「重慶模式」一時成為各省市領導競相效法的標竿。

打貪左右手：王岐山、劉源

如同薄熙來在重慶推動「打黑」政策前，專程禮聘具有全國性知名度的王立軍協助一般，習近平的打貪政策也有兩位左右手，即在黨內負責打貪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及專責軍中打貪的上將劉源。

王岐山出身於1948年，父親王德政曾任國民黨軍官，中共建政後在建設部設計願擔任高級工程師。1969年在「上山下鄉」政策下，同被安排在陝西延安的王岐山與習近平因此結識。當時年僅16歲的習近平，對於年紀較長且博學多聞的王岐山很是佩服(王岐山曾就讀西北大學歷史系)。數年後王岐山與中共元老姚依林(1980年代曾任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之女姚明珊結為連理，被外界視為「半個太子黨」，並由此踏上從政之路。

中紀委可說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調查機構。在共產黨「以黨領政」特殊政治體制下，屬於黨務系統的中紀委，擁有的實權遠超過司法檢察系統，一旦被中紀委介入的案件，幾乎等同宣告被調查的官員政治生命告終，因此中紀委實際上也是共產黨內政治鬥爭重要工具。改革開放後，中共不願重蹈過去動輒整肅、批鬥自家人覆轍，加以在經濟高速成長下，官場陷入結構性貪腐，中紀委能發揮的功能極其有限，到了王岐山的前一任賀國強，更被指控為貪腐帶頭者，完全失去監督功能。

歷任中紀委書記，還隱含著前任領導藉此掣肘現任總書記的功能，例如喬石被視為監督趙紫陽的安排、尉健行被視為監督江澤民的安排、賀國強被視為監督胡錦濤的安排，因此總書記與中紀委書記理應分屬不同派系，方能形成隱性的制衡關係。王岐山出任此職後，出於與習近平的舊識淵源，在江派勢力於政治局常委會中獨大情況下，竟與習近平形成政治聯盟，將這個原本理應監督總書記的角色，變成總書記用以打擊其他派系之用，不僅成為習近平打貪的頭號幹將，更因此獲得「反腐沙皇」美譽。

王岐山的功勞主要在政界，在軍中協助習近平推動打貪的，則是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劉源上將。劉源係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1992年以河南省副省長身分轉任武警少將，2000年晉升中將、2009年晉升上將、2015年底退役。習近平與劉源的關係，並不如與王岐山般深厚。這兩人的父輩-劉少奇與習仲勳分屬不同派系，據傳習仲勳在1962年下臺時，劉少奇曾從旁落井下石；至於習近平與劉源，雖同為紅二代，但過去並無相交或共事經驗，甚至在習近平與薄熙來競逐大位時，劉源還曾全力支持薄熙來。習近平上臺後，劉源轉而效忠習近平，成為軍中打貪幹將。

相較於原本就主管黨內風紀的中紀委書記一職，劉源時任總後勤部政治委員，職掌與反貪並無關聯，何以能成為習近平打貪的左右手？或可從兩個層面回答。就家世背景而言，劉源作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在紅二代中發跡甚早，名頭十分響亮，這使得他有足夠底氣揭發軍中貪贓枉法行為(儘管如此，他還是被多次暗殺未遂)；就所居職位而言，在習近平進行軍事改革前，總後勤部與總裝備部是軍委會下轄四大總部中預算最多者，總後勤部主管的物資採購、軍用土地、營房建設，總裝備部主管的武器採購，每一筆都是天價預算，而劉源也正因擔任總後勤部政委契機，蒐獲多起貪瀆線索，並以「拉粽子」方式，從低階軍官開始一路向上收網，最終追查到高階將領。

然而劉源畢竟與習近平沒有深交，在先後將郭伯雄、徐才厚兩名前任軍委會副主席拉下馬，及伴隨習近平完成國防改革後，劉源的階段性任務也告段落，他並沒有如外界預期的升任軍委會委員，反而在2015年因「任職期滿」去職並轉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與在2018年轉任國家副主席的王岐山相較，待遇令人不勝唏噓。

政界打貪

中國官場貪瀆情形由來已久，而態勢惡化嚴重，一般認為肇因於江澤民時期的縱容。著名美國華裔政治學者斐敏欣在《出賣中國：中國官場貪腐分析報告》書中指出，中國貪腐的源頭係「1990年代中共不完全的產權改革與中央權力下放的結果。中共菁英刻意製造法律上財產權的模糊空間以上下其手、中飽私囊」、「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以權換錢成為加官晉爵的不二法門。各單位『一把手』與企業家、黑道勾結，非法出賣國有企業、礦產、土地、官位，成為普遍性、長期性現象。」

歷經江澤民、胡錦濤兩任統治後，中國的貪腐幾乎已成為結構性現象，同時在中共自改革開放後「刑不上常委」慣例下(藉以避免政治鬥爭)，每一位政治局常委背後幾乎都有一個家族性的貪腐共生結構，且會依照各自職掌或業管產業類別，形成一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特殊貪腐狀況。例如李鵬在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曾主導長江三峽大壩工程興建，乃順勢將上下游數千家與水利、電力相關的國有、民營企業納為禁臠，其子李小鵬陸續出任交通運輸部長、中國華能集團領導，被稱為「亞洲電王」；其女李小琳則成為中國電力公司、中國電力新能源發展公司董事長，被稱為「電力女王」。類似這樣以家族或親信為主體的系統性貪腐，著名的還有周永康家族的「石油幫」、溫家寶妻子張培莉控制的珠寶鑽石產業(但溫家寶本人被認為是中國少數清廉的政治人物)。

在習近平推動打貪前，中國因貪腐入獄的官員很少有政治局委員層級的，唯一例外是2007年時任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但許多人認為這是一起政治鬥爭下的冤案)。在這種「打蒼蠅不打老虎」情況下，造成首長帶頭貪腐歪風。習近平上任後，將打貪苗頭指向中央級高階官員，在其前10年任期中，因涉貪入獄的「副國級」以上官員總共有7位，分別是前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唯一曾任「正國級」者)、前政治局委員兼軍委會副主席徐才厚及郭伯雄、前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及孫政才、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令計畫及蘇榮。

這7人被中國官媒形容為習近平打貪政策下的「7隻大老虎」，各自貪腐情形及判決結果依時間序列簡述如下：前重慶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於2013年9月，被控受賄2,179萬、貪污500萬、濫用職權，判處無期徒刑，上訴被駁回；前政法委書記、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於2015年6月，被控受賄1.297億元、濫用職權、故意洩露國家機密，判處無期徒刑；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長令計畫於2016年7月，被控受賄7,780萬元、非法獲取國家機密、濫用職權，判處無期徒刑；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於2017年1月，被控受賄1.1億元、濫用職權、8,000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判處無期徒刑；時任重慶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孫政才於2018年5月，被控受賄1.7億元，判處無期徒刑。(徐才厚、郭伯雄涉貪狀況見於後文)

習近平將打貪視為一場「持久戰」，也就是不以在任期的前幾年拿下「7隻大老虎」為足，而是持續性的推動。在習近平第二個任期開始的2017年，中國涉貪官員首次突破60萬人，第二任期的5年中，每年都維持該水準。2022年10月中共20大開幕式上，習近平矢言將「堅決打贏反貪腐鬥爭攻堅戰、持久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涉貪遭查處官員的人數雖維持，但自其第二個任期開始後，涉貪官員的層級已沒有如同「7隻大老虎」般的「副國級」以上領導人。對此，有人認為是高階官員在目睹「7隻大老虎」的教訓後有所收斂，或者說至少不敢再高調張狂、手段更為低調細緻。然而更普遍的觀點是，習近平對於高階官員的打擊本有針對性，當政敵下臺後，檯面上的人物若非自己人便是政治盟友，已沒有再細究的必要。

國際上對習近平的打貪政策，則可藉由「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自1995年以來每年發布的「清廉印象指數看」稍知端倪。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在所有接受調查的國家或地區(每年數目不固定，2021年為180個)的排名分別為：78(2012、2013)、97(2014)、83(2015)、88(2016)、77(2017)、87(2018)、80(2019)、78(2020)、66(2021)。這個指數，是根據各國商人、學者及國情分析師對於該國公務人員貪腐程度的印象而來的。從前述指數可看出，中國的貪腐排名，並未隨著習近平持續推動打貪而有顯著提升。至於2021年之所以進步到66名，很可能與當年度更加雷厲風行的打貪作為有關，而當時之所以這麼做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讓習近平在2022年中共20大中順利連任。

對於習近平的打貪政策，有正、反兩極看法。正面看法認為，習近平推動打貪，係試圖矯正中國官場的結構性貪腐，即使習近平遂行長期掌權及個人極權，也是出於繼續推動打貪的必要；批評者則認為，習近平的打貪是有所選擇的，用意並非真打貪，而是為了藉此肅清政敵。相較於毛澤東時期動輒以思想路線有誤(例如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左傾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等)為由指控、批鬥他人，習近平深知意識形態掛帥的時代已經過去，因此更加傾向找出政治對手的違反犯紀行為將其論罪科刑。

對此，吾人或可從兩方面看待習近平的打貪政策：就整體涉貪官員規模顯示，打貪從未止歇，然而從涉貪官員層級看，2017年中共19大後，已不再有「副國級」以上高官入獄，2022年中共20大後，隨著「習家軍」全面搶占中央高層職位，相信也很難再有高官入獄，過去「蒼蠅老虎一起打」的宣示形同失守。

總結來說，習近平透過推動打貪，至少收穫了三項政治效果：一是藉由打貪整肅異己，將所有不服從者、可能造成威脅者(例如被視為胡錦濤安排為「隔代接班人」之一的孫政才)拉下馬，江派、團派因此沒落；二是對於本身謹慎自守、未涉貪腐的官員造成震懾效果，使他們在目睹旁人遭處極刑後，在政治上噤聲，不敢批評、反對習近平(例如另一位被視為胡錦濤安排為「隔代接班人」的胡春華)；三是藉著大幅報導貪官汙吏被捕新聞，讓民眾深感大快人心，讓許多人相信習近平就算試圖集權，也是為了打擊貪贓枉法、持續推動改革。

軍中打貪

中共軍委會於1985年制定《關於軍隊從事生產經營和對外貿易的暫行規定》，被視為軍中貪腐盛行的濫觴。當時在改革開放政策下，如何避免政府與軍方爭搶資源成為重要課題，鄧小平遂以開放軍隊經商作為撙節軍事預算之蹊徑。這種作法，本質上就是試圖讓軍方自給自足，與宋代「戰時為兵，閒時為農」的兵制訴求一致，都是希望軍事預算不致占用國家資源，但也都容易造成戰力虛弱、紀律廢弛等弊端。

在前述《暫行規定》下，上至軍委會四大總部、空軍及海軍，下至各大軍區、地區單位紛紛成立軍營企業，舉其大者有：總參謀部的保利公司、總政治部的凱利公司、海軍司令部的海洋航運公司、空軍司令部的聯合航空公司、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的曉峰公司；七大軍區成立的國防相關企業中，較著名的是南方工貿、北方實業；地區單位則因地制宜的發展起種植業、畜牧業、養殖業、林業、農產品加工業等。軍隊經商所得，確實大大改善了武器、裝備、房舍、生活條件，卻也不時有軍隊利用權勢向各級政府部門施壓、與民營企業爭利傳聞。

江澤民接掌政權後，試圖改善軍隊經商弊端，首先於1991年規定師及其以下作戰部隊不准經營企業，之後又逐年將禁止的層級向上延伸，最終於1998年通過《軍隊、武警部隊不再從事經商活動的實施方案》，軍隊全面退出商業經營，所屬企業移交中央或地方政府。然而即使如此，解放軍的貪腐情形仍以各種方式呈現，包括「賣官」、盜賣軍品、私吞軍費、收受賄賂。其中對軍心造成最嚴重打擊的，當屬「賣官」之說。香港《明報》曾於2015年披露解放軍「官位價目表」：連級20萬、營級30萬、團級100萬、師級100至300萬、軍級500萬、大軍區級1000萬。

習近平上任後的軍中打貪，起始於谷俊山事件。谷俊山生於1956年，2003年晉升少將，2009年接任總後勤部副部長，2011年晉升中將。谷俊山長期任職於總後勤部，負責營房建設、營地土地管理等工作，被指控與商人勾結，賤賣軍用土地，並將所得款項行曾是其直屬上級的軍委會副主席徐才厚。2012年，時任總後勤部政治委員的劉源，將作為其下屬的副部長谷俊山涉貪一事揭發，軍事檢察院於2014年3月依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濫用職權等罪名對谷俊山提起公訴，軍事法院於2015年8月做出一審判決，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贓款贓物予以追繳，剝奪中將軍銜。本案中最關鍵的，是谷俊山在審訊中招供出行賄徐才厚一事，成為得以繼續向上追查的起始點。

徐才厚、郭伯雄係胡錦濤執政時期(2002年11月至2012年11月)的兩名軍委會副主席，因分別發跡於東北、西北，性格狡詐的徐才厚被稱為「東北狼」、作風強勢的郭伯雄被稱為「西北虎」。由於胡錦濤在執政的前兩年尚未接任軍委會主席，而是由江澤民繼續擔任，一般咸認徐、郭二人都是江澤民人馬。他們的在任，使得與軍方素無淵源的胡錦濤難以有效指揮軍隊，被視為江澤民卸任總書記後，仍然能夠以「太上皇」姿態繼續影響政局長達10年的關鍵因素。2012年習近平上臺後，徐、郭二人雖已卸任，但在軍中依然擁有盤根錯節的巨大影響力，倘若無法將二人去除，大不利於軍事改革的推動。谷俊山在審訊中招供行賄徐才厚一事，則恰好給予習近平肅清徐、郭朋黨契機。

徐才厚生於1943年，1999年晉升上將，2004年9月胡錦濤接任軍委會主席時，與郭伯雄同時接任軍委會副主席，2012年11月卸任。徐才厚長期任職於總政治部，擔任軍委會副主席後主管總政治部及總後勤部。谷俊山案爆發後不久，徐才厚被列為調查對象，2014年6月遭開除黨籍，10月軍事檢察院以徐才厚「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晉升職務提供幫助，直接和透過家人收受賄賂」予以起訴，徐才厚被剝奪軍籍和上將軍銜，成為解放軍建軍以來因貪腐被起訴的最高階軍官。然因隨著徐才厚於2015年3月病逝，案件並未送法院審理。徐才厚的貪腐型態，主要是利用職權向下屬索賄以從事「賣官」，曾向其行賄的高階將領，除谷俊山外，被查獲的還有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中將。

徐才厚案雖因當事人病逝而未進入庭審階段，卻牽扯出與徐才厚同時間擔任軍委會副主席的郭伯雄。郭伯雄生於1942年，1999年晉升上將，2004年9月胡錦濤接任軍委會主席時，與徐才厚同時接任軍委會副主席，2012年11月卸任。在軍事檢察院偵辦徐才厚貪腐案過程中，發現郭伯雄亦參與其中。由於軍委會設有兩名副主席，凡晉升校級以上軍官，兩名副主席必須同時簽字同意方具效力，這使得徐才厚在向下屬「賣官」索賄時，還必須有郭伯雄配合。依據調查結果，多位將領的迅速晉升與郭伯雄拖不了干係，其中還包括時任浙江省軍區政委的郭伯雄之子郭正鋼。2015年7月郭伯雄遭開除黨籍，2016年遭起訴，同年一審判處無期徒刑並褫奪上將軍銜，郭伯雄當庭表示不上訴，自此江澤民用以架空胡錦濤軍權的兩名軍委會副主席均落馬。

在徐才厚、郭伯雄帶動的「賣官」風氣下，即使在偵查時兩人均已卸任，但在渠等任內晉升而受牽連的現役將官達數十人之多，級別最高的是前總政治部副主任張樹田上將、前國防大學校長王喜斌上將。歷經這波軍中打貪後，除了法律上的貪腐問題外，在政治層面也至少有三項重要意義：一是將江澤民在軍中的勢力全數清除，由習近平指派新任者；二是習近平藉由軍中打貪的震攝力度，順利在2015年推動國防改革；三是隨著貪瀆將官先後被逮，庶民階層額手稱慶，為習近平贏得更多的民意支持，有助於之後的集權。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