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的報導則更強硬地指出，提出「去風險」，目的就是要把中國與「風險」劃上等號，誘拉盟友從過去因美國施壓與中國「脫鉤」的被迫狀態，轉為主動「去風險」進而「去中國化」的自發狀態，為美國實現其整體對華「脫鉤」遏制戰略打助攻。
「雖然中國反應很大，但其實一定程度上中國該慶幸，這是對中國重要性的認可而做出的妥協。」上述學者稱，而在西方民主整體下，不可能做出180度改變，尤其是中國威脅成為西方社會難得的共識之時，只能用「去風險」作為一種務實的態度，雖然還在強調中國是個「風險」，但也承認了，與中國脫鉤，脫不起。在這個語境下，中國就和西方有博弈的空間。
實際上，中國也在「去風險」。
2020年7月，中國也提出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說法剛提出時，從媒體到輿論，多以「內循環」來概括。這一政策標誌著中國的戰略重心將轉向本地需求和技術發展。
當時就有觀點提出，是在降低對外經濟依賴性，以便在極端情況下，比如台海戰爭，面對歐美日的經濟制裁，保持一個正常運轉的經濟。俄烏戰爭爆發後，這種觀點更加甚囂塵上。
貿易碎片化的後果
即便不像冷戰時期美蘇那樣經濟完全脫鉤，「去風險」的思維指導下，同樣會導致全球貿易的「碎片化」，儘管在很多學者看來，在疫情期間，這種碎片化的趨勢已經形成。
新加坡副總理黃循財稱，「一個碎片化的全球經濟將把世界分裂為相互競爭的區域集團。貿易、投資、思想的傳播將會減少——而這些都曾是幫助我們實現經濟進步的關鍵因素」。
上述學者則表示，經濟學上講，凡歧視必有代價。把中國的某些領域當作風險，而去風險，就是一種歧視，那麼不得不承擔代價，比如價格更高、品質更差的商品。
「但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同樣的事情也在中國發生。比如電信行業，三大國企壟斷，沒有開放給外部市場，那麼競爭就不充分。幾年前有人把中國移動在香港的套餐發到網上，大家發現比他們在內地的套餐優惠得多，從而忿忿不平。其實就是因為香港的電信市場，沒有設置壁壘，充分競爭下效率更高。」
貿易碎片化帶來的後果有前車之鑒。一戰後，美國議員科德爾·赫爾認為，德國和英法開戰，就是因為貿易不夠自由，而自由貿易能促進國際和平。
他在國會演講中稱，「對我來說，與不受阻礙的貿易相伴的是和平；而與高關稅、貿易壁壘和不公平經濟競爭相伴的則是戰爭。在我看來，我們需要鼓起勇氣，在當前的嚴重危機中發揮領導作用，因為歷史的命運指針現在指向我們。」
但當時赫爾的觀點過於匪夷所思而被邊緣化。
直到全世界經歷了二戰的苦痛之後，人們在迷茫中想起赫爾的觀點，此時已是國務卿的赫爾趁勢促成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GATT），之後演化為WTO，他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70年過去，全世界經歷空前的自由貿易程度，以及大致和平的國際局勢。
